从三寸金莲到儿童教育

         近日读到咱中国女子缠足的风俗史，颇生感慨。将女孩子的天足自小便裹缠起来，让其变形至“三寸金莲”，这种伤天害理、抗逆自然的事，不知是哪位祖先的发明。
为何缠足?《女儿经》上有云：“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朱子的名言。他却没有看到，“人欲”亦是“天理”。“灭人欲”便是灭天理。将天足缠裹成“三寸金莲”，便是灭“天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将小孩子的“天头”缠成“三寸金头”，只是这种现象不如缠足那样具象、直观。将“天头”缠成“三寸金头”，这也是灭“天理”，而且这种传统的流毒余孽至今亦未绝迹。
那传统的教育是让小孩子读经的。经是用文言写成，同日常语言有较大的区别。然而，“尚古”的中国人便让小孩子读这些经。幼年读过经的人，应当是知道读经的枯燥与痛楚的。然而父传祖制，如同裹脚缠足的风俗岁岁年年、不断流布一样，读经背经尽管枯燥要死、痛苦不堪，一代一代依然是前赴后继，照读不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人出来加以制止。那读经的童年该是怎样的苦痛呢?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回忆幼年读经的情形时说：“我们那时有什么好看的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小孩子不喜欢读那枯燥的经书，而喜欢看那具象而感性的图画，这应当是小孩子的天性。然而当时的学校却“逆天行事”，非跟这些小孩子自然的兴趣与天然的需要过不去。小孩子喜欢什么便偏偏不让他做什么，不喜欢的事情却要他反复做、天天做，不听话便会受到五花八门的惩罚。据说这惩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让孩子读的《三字经》开头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既然相信小孩子的天性是善的，为什么成人不让他们任性而动、无拘无束呢?所以我对教给孩子这句话的那些成人的诚意颇感怀疑。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我还记得，如果谁爱看教材以外的连环画、童话、小说等书，一旦躲藏不及，被教师发现，这些书都是要被没收的。据我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普遍的现象。可见，在我们文明古国，尽管圣人有“人之初，性本善”的想法，但圣人也只是说说而已，圣门的弟子们也只是背背而已，行动上并不实行。成人把小孩子的天性当成是恶的，小孩子的需要和兴趣一概被抹煞干净。成人可以对小孩子发号施令，这意味着，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对的、善的。
成人便真的对吗?把女孩子的脚骨弄折，脚趾裹断，把好好的天足日日缠，月月缠，年年缠，缠成丑八怪，走不好走，跑不便跑，这便对吗?让女孩子本该如花的童年捆绑约束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中，让女孩子在眼泪里度过无数个刻骨痛楚的日日夜夜，这便对吗?
不过，缠足有缠足的好处。“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为了嫁人与吃饭，一代一代的女子便缠将下去。
同缠足一样，读经也有读经的大用。中国古代的神童诗里有这么一首：“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广为传颂的诗篇，对全社会影响很大。“学而优则仕。”等到一日，当了大官，成为重臣――即便不是什么大官重臣，就算混到七品芝麻官，也能捞到不少油水。民间不是常说“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吗?
既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么生下来以后，什么天性呀，什么撒野呀，什么图画呀，什么游戏呀，什么歌唱呀，什么蹦蹦跳跳呀……一律让路，只能埋头读书。据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宋代元丰年间，饶州有个“神童”因背经多而得官。于是那地方家家户户都逼着五六岁的孩子读经。孩子贪玩，父师们便把他放在竹篮里，吊在树梢，叫他玩不成。许多孩子硬是给活活地逼死了。
中华现在虽不倡导读经了，但读经的精神还在流传。现在的传媒上仍还时常出现类似的报道：小孩子因为读书而被逼死或自残。
“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劝学的格言。这格言用在劝人缠足上，应当一样的恰当。“等小脚裹成，谁看谁夸，长大靠这双宝贝脚，好吃好穿一辈子享用不尽，“多美，多福气!”
为什么非要让小孩子从小就想着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的头上呢?为了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就得把脚缠得比别人更小更尖更“漂亮”。同样，为了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就得把经书背得比别人更多，背得比别人更烂。
据记载，女孩子的缠足以五六岁时开始为佳，否则骨头硬了，便不容易将大脚丫子随意定型了。男孩子的读书发蒙大致与此同日寸，这时的小脑瓜尚属稚嫩，易于塑造。一个是“吃尽苦中苦”，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将天足缠成“三寸金莲”；另一个同样是“吃尽苦中苦”，用“四书”、“五经”和圣贤列传，做成类似于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将“天头”勒成“三寸金头”。
中国的儿童就是这样地被规矩、被培养起来的。
天足变成三寸金莲后，便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便迈出去了，恐怕也颇吃力，只好回家来，然后便是一辈子原地不动。
“天头”变成“三寸金头”后，便不作他想，在家伺父，在朝事君，乖乖地做他的忠臣孝子，于是便天下太平。
据学者考证，缠足大概始于五代。到了宋代，便有一个名为车若水的，在其《脚气集》里对此风俗提出质疑：“夫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这里面已有些隐蔽的抗议了。到了清末，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反对缠足，最后连政府也提倡天足，禁止裹脚。
开始缠足难，然而，后来放足更难。缠了放，放了缠，再放，再缠，直至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过了一段时间，缠足这恶俗才彻底禁绝。
反对将“天头”缠成“三寸金头”的人也有。明朝的王阳明就曾批评过当时的儿童教育：“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是盖驱之于恶……”他把儿童比作“草本”，认为顺应其本性，儿童才有可能舒畅地成长；违背其天性，就会对其发展造成阻碍甚至破坏。
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提倡解放人性的新教育的人愈来愈多。
又过了二十几年，陶行知提出“把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都解放出来”，提出要把儿童从“裹脚布”里解放出来。
然而，把“天头”解放出来谈何容易。可视可触的“天足”在政府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尚且缠了放，放了缠，一而再，再而三，费尽周折。那不可见的脑中物的转变与解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拿下一个箍，明天又紧上另一个箍，同样也是一而再，再而三。“三寸金莲”后来是禁绝了，但“三寸金头”依然如丝如缕地绵延着。
当今，对儿童施以“裹足裹头”的人师父师王师依然熙熙攘攘，往来不绝：我们的幼儿园里依然排排做，分果果；我们的学校里，依然将知识一味地灌下去；我们的家长依然幻想把孩子培养成博学的“神童”，依然把孩子送到一个一个的“特色班”；我们的教育依然使用各种约束把孩子训练得又乖又听话……
更奇怪的是，好不容易被否定了的“幼童读经”的现象又回来了。在一个幼儿园(含托儿所)里，从2岁的孩子便开始背《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书。教师非常自豪，家长更觉庆幸。他们并非不知小孩子不懂其中的奥妙，因为这些成人对此亦是昏昏茫茫，不甚了了。但他们认为小孩子们有出息了。倘若有人对这里的小孩子说“人之初”，小孩子便会对曰“性本善”；成人对“君则敬”，小孩子便会答“臣则忠”；问“勤有功”，便答“嬉无益”……小小年纪，背这些不知所以然的枯燥的东西，竟娴熟至此，成人该花费多少的心血啊!小孩子又花去了多少本该游戏的欢乐时光!这里的教师却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们认为，尽管这些东西现在对小孩子无用，但来日方长，以后会有大用场。
然而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承认儿童有其自己的需要和兴趣，不承认孩子有其自己的不同于成人的独特生活，不承认儿童有权享有这种充分表现其天性的欢乐的童年。在这样的幼儿园里，孩子一天到晚只为成年做准备了，――天性牺牲了，活力窒息了。然而就像缠足一样，尽管现在日日苦痛，但为了将来，为了成为“人上人”，他们的父师认为他们应当“吃尽苦中苦”。
《三字经》里还有这样的话：“子不学，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连父与师也给缠裹进去，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缠下去。自己小时候被缠了，长大为父为师了再去缠下一代，于是，一代一代地孱弱下去。
天下固然太平了，但总嫌缺少生机。或者反过来说，天下太平，是因为缺少生机造成的、换来的。这太平抑或是假象，其实质是凄凉的死寂。这假的太平终于导致了不太平，终于，“百年前一个宁静的夜”，八国联军、日本鬼子接二连三打了进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异族的侵犯和欺凌，险些亡国灭种，这曾是活生生的史实。
怎么搞的？
鲁迅说得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泯灭了小孩子的天性，自然也便扼杀了整个民族的未来与生机。
“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便是蹂躏自然泯灭天性的历史。这部历史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
在有菌的环境里，人人都是带菌者。
在吃人的文化里，人人都吃人，人人都被吃。
如何给有菌者消毒?如何使这病人健康?这病人、这带菌者却又不承认有病有菌。这“三寸金头”已失去了健康的“天头”，因而便失去了健康的判断。就像缠足者自得于自己的“三寸金莲”一样，那“三寸金头”亦自得于自己修炼的苦功。正是：
“您说小脚它裹得苦，它裹得也挺美呢!您骂小脚它丑，嘿，它还骂您丑呢!要不大清一亡，何止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那时候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您还别以为，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照样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放放缠缠缠缠放放。这话要再说下去，可就扯远了。”
鲁迅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医治这有病的文化，便需从治本医起，――那就是拯救儿童，解放儿童。
于是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他呐喊出了《狂人日记》的要旨与灵魂：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也许还有?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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