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关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进展

         儿童游戏是儿童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途径。现代幼儿园之父Froebel将游戏过程定义为“童年幼芽的自然演变”。Bob H1aghes则认为游戏是人们同其所处的文化环境接触的过程，童年是一段要穿过陌生境地的旅途，儿童是这段旅途中的游客，而游戏是他们进行探索发现的工具。在游戏中，孩子们用成人的方式实践，并评论着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的事物；通过游戏，他们获得了与同伴交往的纽带，也获得了一种教他们如何行动、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观念。因此，游戏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游戏与文化的关系，Judith E．Kieff等人认为，儿童游戏反映并影响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并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儿童游戏就像成年人的娱乐活动一样，表达了一种文化价值观。成人通过简单的观察不能完全理解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只有理解了游戏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理解游戏的性质以及从游戏中表现出来的儿童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行为。
         一、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历史与现状
         儿童游戏的文化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文学描述阶段：19世纪以前，许多文学书籍中有大量的关于游戏与文化的描述，其中不少游戏活动多与具有重大意义的民族节日有关。(2)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研究的阶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除了Best(1925)和Lesser(1933)的研究以外，许多人类学家和民俗学者如Tylor(1879)、Newell(1883)、Gomme(1894，1898)、culin(1895，1907)等人都对游戏进行了探讨。1959年，Roberts、Arth和Bush《文化中的游戏》一文的发表，开启了人类学家在游戏领域研究的新视野，他们试图为游戏的文化研究构建一个既能解释游戏地区差异，又能解释游戏文化意义的理论框架。(3)多元文化研究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游戏研究者、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从跨文化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了研究。
         (一)近期有关儿童游戏与文化的概念、分析及理论研究
         1．视角一：从发展与学习的视角来看儿童游戏与文化
         Vygotsky(1978)认为，人们对游戏的评价、对成人在儿童游戏中角色的看法都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儿童游戏时，将文化价值观融人到游戏中去：通过游戏，儿童超越了原有的理解，并获得了用来支持今后发展和学习的新技能。Wertsch(1985)进一步强调，在理解发展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时，应以一种动态整合的方式进行，应该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将所有的环境因素考虑进去，来观察和理解儿童。
         Whiting(1980)在他的文化一生态模型(the culrural―ecological model)中指出，儿童的游戏行为与三组因素有关；广泛文化背景下的远端因素；自然环境；近端的社会网和社会环境。随后，Super和Harkness(1986)提出了发展功能模型(the”developmental niche”model)。这是对文化一生态模型的扩充，该模型认为，在分析儿童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时应同时考虑三个背景纬度：(1)自然和社会环境；(2)参与者的内部心理状态(尤其是照看者关于儿童发展、社会化和教育的心理表征；(3)有关照看和教育儿童的文化风俗。同其他文化生态理论不同，该模型特别强调第二个纬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游戏活动不仅受到了直接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第一个纬度)的影响，也受到了父母、老师、照看者对游戏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第二个纬度)的影响。成人对儿童游戏、发展和学习的看法决定了游戏环境和儿童即将拥有的经验，同时，他们的看法同文化习俗(第三个纬度)相互联系。这些文化习俗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但对文化中的参与者的内部心理状态有着普遍深入的影响。
         2．视角二：从时间背景来看儿童游戏与文化
         Ogbu(1991)将时间作为文化的一种背景．对美国自愿和非自愿的移民进行了对比。他认为，那些能自愿接受美国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移民，他们愿意、至少是主动地让自己去适应美国的教育体系和整个社会，而非自愿的移民在臣服美国文化和社会多年以后，还保留着对它的怀疑。o如u的观点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的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模式和“适应”。即使是少数民族有意识地努力去适应主流社会，但那些与过去、与自己的源文化有关的事物对教育儿童的观点和实践却有着持久的影响。许多移民和跨文化家庭为了既适应新文化，又能保留自己的源文化而进行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游戏活动，并渐渐形成一本新的“游戏剧目”，同时孕育出新的游戏态度和价值观。
         Slaughter和Dombrowski主张在连续性文化背景(Culturally continous contexts)和非连续性文化背景(Culturally discontinuous contexts)下研究儿童游戏。他们认为．不管是对于生活在单一不变的社会环境下，或者是生活在父母已经迁移的环境下，还是生活在多重文化的环境下，对儿童的游戏活动必须从文化生态学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去理解才有意义。
         (二)近期有关儿童游戏与文化的经验研究
         1．在特殊文化下对游戏的经验研究
         Schwartzman是第一批从人类学视角对儿童游戏进行整合研究的学者之一。她认为人类学家和儿童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在不停地构建和转变他们所处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自己”。因此，她从人类学视角对特殊文化背景下的游戏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观察研究。
         近期的研究是deMarrais等人关于爱斯基摩女孩的研究。基于人种志研究和参与性观察，他们探讨了“故事剪”游戏对生活在卡斯科奎姆河畔小村6岁～12岁女孩的文化适应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这种游戏能帮助女孩们从年长的同伴那里获得关于血族关系、性别角色和社区规范、价值观的知识；同时也巩固了她们对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理解和感受，并促进她们对所需的技能、态度和信仰的学习。在该文化中，女性从事陶器制作、烹饪、采摘浆果等活动，而男性从事捕鱼和狩猎。女孩们从“故事剪”游戏中所获得的一些技能是今后女性活动(如制作陶器、烹饪)所必须掌握的，这些活动具有程序性，精细性；而男孩今后从事的活动则程序性比较低，而且多为粗大型的活动，这也许是男孩们从来不玩“故事剪”游戏的原因。
         2．儿童游戏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近期的研究是Pan(1994)对台北62所幼儿园的游戏研究同Rubin、Watson和Jambor-(1978)的研究结果进行的比较。建筑游戏在中国台湾和美国都是极为普遍的，但互动性的扮演游戏在美国儿童中更为流行，而平行建筑游戏和有规则的互动游戏在台湾儿童中更为普遍。有趣的是，在美国的样本中，互动性的扮演游戏与智力和角色承担(role―taking)能力呈正相关，但在中国台湾的样本中却不是这样。台湾儿童对有规则的互动游戏的参与同智力年龄(mental age)(.42)和角色承担(.28)呈显著正相关。原因是美国儿童的母亲不认可规则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更喜欢建筑游戏和表演游戏。
         3．对美国移民儿童的研究
         Farver等人(1995)对48名3岁～5岁韩裔美国儿童和48名3岁～5岁欧裔美国儿童的社会互动和游戏行为进行了研究。韩裔美国儿童为开展游戏活动主动提供材料，并比欧裔美国儿童更具有合作性，这与他们相互依赖和场依存性的文化价值观是一致的。老师认为，同欧裔美国儿童相比，他们更为犹豫不决，并更为友善。在韩裔美国儿童中，游戏活动包括记忆任务、要求坚持和努力的任务，以及被动的学习任务，这些活动以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心。在欧裔美国儿童中，游戏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儿童主动参与到想象的和其他综合的解决问题的情景中去，以培养儿童的社会和认知技能，在他们的活动中，更为受重视的是个体的表达。而不是群体的合作。欧裔美国儿童的父母认为游戏尤其是假装游戏是认知和语言发展的一种工具，并能为入学做准备；而韩裔美国儿童的父母把游戏视为儿童娱乐和逃避倦怠的一种方式。
         二、儿童游戏文化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1．不同文化下儿童游戏的性别差异
         儿童游戏中的性别分离(gender segregation)是研究者常做的观察研究。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了各种文化中男孩和女孩游戏的性别差异：美国女孩比男孩进行更多的功能性游戏(Yawkey & Alverez-Dominques，1984)和更少的社会表演游戏(AL-Shatti & Tohnson，1982)；越南移民学龄期的男孩在游戏中更具有竞争性和侵犯性,而女孩更随和、被动(Robinson1978)：西班牙幼儿园里的女孩更多地进行基于现实的假装游戏，男孩则更多地进行功能性游戏(Yawkey & Alverez-Dominques，1984)；日本幼儿园里的女孩比男孩扮演了范围更宽的假装性角色(suito & Reifel，1993)；伦敦男孩倾向于在游戏中多次展现想象的情景。如打仗、巡警等，而女孩倾向于展现与文化相关的现实情景(Sayeed & Guerin．2000)……
         总结西方研究者的研究，我们将儿童游戏性别差异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男女孩游戏的典型特点：男孩游戏具有竞争性、攻击性、规则性，伴随相对低水平的言谈；女孩游戏更具有联系性、包容性，并伴随高水平的言谈。(2)对同性别玩伴的选择：在学前儿童中，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倾向于选择同性玩伴游戏；当儿童与同性别玩伴游戏时，他们之间的积极性和互动性就会增加。(3)游戏类型：男孩更有可能进行运动性游戏，女孩更有可能进行假装游戏；男孩进行集体的、喧吵的、公开的游戏，女孩进行安静、秘密的游戏(Thome，1993)。(4)社会统治和合作性：女孩利用有礼貌的请求和劝导以获得游戏情景中想要的，而男孩则通常借助于命令和武力(Serbin，1982)；男孩的游戏本质上具有等级性，而女孩游戏则是合作性的(Thorne．1993)，有更多的感情投入。
         关于儿童游戏性别差异的共性概括并非是普遍的。在一些文化中，儿童游戏的性别分离出现得可能晚一些，或者是普遍性更低一点。对于男女孩游戏之间的差异，Kohlberg(1966)认为，男女孩可能偏爱于某些玩具，并会被具有相同兴趣的玩伴所吸引。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看，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是社会的建构物，一方面，儿童通过游戏去探索性别角色，并将对“在这个世界上我是谁”的认识通过游戏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社会通过将文化价值观投射到游戏中将儿童塑造成社会所需要的人。如果社会想要一些更能照顾人的男性，那么小男孩应该有机会担任照看者的角色；如果社会想要更多的从事科技工作的女性，那么小女孩也应该有机会去玩建筑等类型的游戏。在不同的文化中，对男孩和女孩的角色期望是不同的，有些游戏只允许被男孩玩，有些游戏只允许女孩玩，这种成见通过成人以及社会文化结构世代相传。同时，父母也影响着儿童对游戏性别规定的认识(Lindsey，1997)。
         2．不同文化中父母对儿童游戏的影响
         世界各地的父母对儿童游戏的态度和观点呈多样化趋势：美国主流文化重视儿童游戏，认为儿童游戏是社会技能、道德标准和社会认知的基础，中产阶级的美国父母通常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孩子的游戏活动，如安排游戏环境、提供摹真的玩具或表达积极的情感等(Height，1998)。墨西哥母亲并不认为游戏对儿童发展起重要作用，事实上也并不参与儿童游戏，因为他们必须工作，但儿童拥有大量的玩伴，如同胞兄弟姐妹和其他家庭成员(Farvel，1993)。意大利母亲与墨西哥母亲一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孩子的玩伴，与儿童游戏是哥哥姐姐和邻居们的事，同时认为游戏尽管专属于儿童，但却是由他人提供的(New，1994)。非洲格贝列父母认为游戏影响儿童的未来角色和常识，由于大多数成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同他们的孩子一起游戏，所以游戏(特别是假装性游戏)被成人视为孩子的保姆(Lancy，1996)。埃及农村和肯尼亚的父母们认为儿童是成人活动的被动、安静的观察者，并主动防止他们的孩子游戏(Anmlar，1954：Levine，1963)。在亚洲国家，父母对儿童游戏的观点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陆的父母认为游戏有益于儿童的发展，并将自己视为儿童的玩伴(Haight等人，1995)，而中国台湾母亲在学前儿童的游戏中有更高的参与度，并且随着儿童年龄的不同，母亲对儿童游戏的支持也有着细微差别(Chin&Reifel,2000)。在韩国和韩裔美国家庭中，父母很少参与儿童游戏，因为韩文化重视儿童的学习目标，认为家庭游戏不能促进该目标的实现(Farver，Kim&Lee，1995)。日本父母认为一些游戏行为是琐碎无用的，而且游戏活动太过于自由、无节制，小孩应得到大人的允许和暗示才可以游戏，许多美籍日本儿童在大人们在场时很难自发地去游戏(Nagata，1989)。
         从上述有关儿童游戏文化差异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1)当成人支持某一游戏形式时，儿童更有可能进行该形式的游戏。成人对儿童游戏的态度和行为受成人文化的影响。(2)文化不同，父母参与儿童游戏的情况也不同。如果父母参与儿童游戏，各文化中父母的参与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父母不参与儿童游戏，那么有可能该文化中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会同儿童游戏。(3)父母参与影响着儿童游戏的性质和过程。重视并经常参与儿童游戏的父母在游戏中可能会根据儿童水平调整自己的水平以增大游戏的趣味和魅力。儿童与母亲游戏时比独自游戏的时间持续得更长，并更熟练(Fiese，1990)。母亲的到场似乎激励了儿童的假装游戏(Lindsey，1997)。(4)母亲没有成为孩子的玩伴有多种原因，可能是父母还处在维持生计的水平，必须工作或劳动，没有时间和精力同儿童游戏；也可能是由于处在基本生活水平的态度和信仰使得为生计而奔波的父母较少地重视游戏，并且也不予重视游戏对儿童的重要性。相形之下，拥有更多资源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同儿童游戏，他们对游戏的态度和信仰反映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
         3．有关游戏缺失(play deficiency)的争议
         早期对儿童游戏行为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一些贫穷国家和下层社会中，儿童的游戏技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想象游戏也十分缺乏，甚至在一些社会中想象游戏是不存在的。Feitelson(1977)认为，父母对游戏的消极态度造成了儿童的极端被动和游戏活动的缺乏。Wdwein和Shmukler(1981)认为，这不是由于缺乏经验和鼓励引起的，而是由于儿童的父母并没有帮助他们发展想象游戏；lames E：Iohnson等认为，社会阶级与文化因素更能影响儿童游戏的频率和性质，游戏内容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游戏在每种文化中的水平将随着社会经济功能的不同而不同。
         与以上观点相反的主要是人种志研究者、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观点。Schwartzman、Sutton―Smith和Heath认为。不管所处的文化和社会阶级，儿童都在进行假装游戏。所谓的特定群体儿童的“游戏缺乏”源于研究者的种族中心主义和阶级偏见。Schwartzman(1978)在她的《转变：儿童游戏人类学》一书中展现了丰富的关于非西方国家以及经济科技落后社会中的儿童游戏的资料，认为尽管这些研究中虽然缺乏有关游戏的证据，但并不表示这种游戏的缺乏。Margaret Mead(1995)认为，儿童没有游戏、没有玩具、没有歌曲，是因为没有被研究者观察到，也没有被大人们记起。Roopnarine f1994)等人认为，世界各地的儿童都在进行一系列广泛的游戏活动，并常将学习和游戏活动结合在一起。
         三、结论
         儿童游戏与文化是一个双向构建的过程。游戏是所有文化中儿童的一种主要活动，它既是文化的一个原因，又是文化的一种影响；它是特定文化的表现，是文化学习和传承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和途径，也是儿童发展的指示器和反应器。文化差异促成了世界各地儿童游戏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儿童游戏呈现出性别差异和成人态度差异。游戏对孩子意味着什么，这都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文化，取决于文化中的成员对游戏的态度、评价和支持儿童游戏的程度。
         游戏的魅力在于在游戏的世界里，儿童能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对其提出的诸多要求中解放出来，充分地享受自由。游戏的这种魅力不断地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借鉴国外的研究进展，我们也试图提出我国儿童游戏文化研究的方向：不同民族儿童游戏的文化渊源，以及各民族儿童游戏的差异；地区间儿童游戏的文化差异对比研究(包括城乡对比)；传统游戏与现代游戏的对比研究；性别差异；父母、教师等成人参与对儿童游戏的影响；电子、网络等现代游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中西儿童游戏的文化差异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