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国芭蕾创作问题

在我们对二十世纪现代芭蕾有了客观上的认识之后，不妨对中国芭蕾进行一番反思。 中国芭蕾历史不长，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有了一批具有一定世界水平的芭蕾教师，培养了一批优秀演员。其中有不少人在重大国际芭蕾舞比赛上荣获金、银、铜奖，为祖国和中国芭蕾赢得了荣誉。我们的编导也创作过象《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那样的优秀剧目。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就创作而言，我认为我们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可以说落后五十多年了。 众所周知原北京舞蹈学校五十年代聘请两位苏联专家查普林和古雪夫来华执教。( )他们教授的编导理论和方法还是扎哈罗夫的戏剧芭蕾理论和方法，因此中国芭蕾创作基本上全面继承了苏联三、四十年代戏剧芭蕾的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而我们今天的芭蕾创作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仍然以讲故事的戏剧芭蕾手法为主进行创作。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世界芭蕾早已实现了从戏剧芭蕾到交响芭蕾的转变，而我们至今还在走戏剧芭蕾的老路。换句话说我们还在继续用早已被淘汰了的陈旧加牲产过时的产品，这实在是件令人痛心的憾事。 交响民族舞剧《无字碑》和交响芭蕾舞剧《红楼幻想曲》的编导们曾试图打破这种停滞局面，但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理解，还遭到了一些冷遇和非难。我认为尽管这些作品本身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它们努力的方向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我于1992年7月创作的交响芭蕾舞剧《红楼幻想曲》从构思、形式、结构到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都是对长期统治中国芭蕾舞台的戏剧芭蕾的一次全方位的背叛。我完全放弃叙述曹雪芹名著《红楼梦》的故事的努力( )而只抓住封建势力对人性的无情摧残和践踏。运用象征、隐喻的艺术手法来暗示中国知识分子几百年来的遭遇和命运(包括“文革”期间)，暗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改革开放与保守封闭的两种力量之间进行的较量。舞剧的结尾――“宝玉出走”原来的处理是让那些头戴面具的男男女女穿上红卫兵装、中山装、解放军装、西装、现代时装上场(原采他们都穿紧身服装)，他们妄图阻止宝玉出走，可宝玉仍然走了……用这种“画龙点睛”的手法来点化作品的现代意义。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保留了完全象征、隐喻性的手法，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或许我的作品太超前了，或许有些只习惯于看讲故事的舞剧的观众还不能适应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创作手法，但我至今仍毫无悔改之意。我想中国芭蕾需要这种大胆探索、大胆冲破、大胆实践的精神，否则我们的芭蕾创作将永远大大地落后于时代。 我们应该非常感谢《舞蹈》杂志、《舞蹈艺术》、《舞蹈论丛》、《舞蹈信息报》的编辑和作者们把现代芭蕾和现代舞的理论和信息大量介绍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芭蕾界缺乏紧迫感、危机感和认真研究、探讨的学术气氛。 我认为中国芭蕾必定会走二十世纪芭蕾发展之路，同样会采取把芭蕾、现代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融汇贯通为一体的基本方针；同样会向交响芭蕾转化；同样必须与中国乃至世界现代主义文化“接轨”，所不同的是( )它主要立足于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来发展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芭蕾，这是振兴中国芭蕾的希望所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眼光认真研究和引进世界芭蕾发展的先进经验，彻底打破定式思维，大胆探索实践，加强团结，精心培养掌握现代编舞法的新一代编导，努力创作一批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好作品。我坚信中国芭蕾是有希望的，是有光明前途的。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