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早期教育思想的现代阐释

         
[摘要]我国古代早期教育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殷周时代。其基本内容有：对早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胎教的主张；早期教育关键期的探讨以及其他的一些早期教育思想家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今天早期教育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早期教育；胎教；关键期
据现已掌握的资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我国就萌发了早期教育思想，其后历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曾或多或少地论及早期教育问题。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可以被看作中国古代早期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比较全面地论述早期教育问题的著作，所以颜之推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早期教育思想家。宋代理学家朱熹编写的《童蒙须知》，对当代和后代的早期教育思想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本文不奢求对我国古代早期教育思想作全面系统的论述，仅就几个重要方面加以阐释。
一、早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早期教育在他们心目中的意义与价值也不一样。春秋时期的大教育家孔子从挽救没落的岌岌可危的奴隶制出发，强调“少若天成，习惯自然”，要求人们从摇篮时代起就要自觉“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宋代理学家二程(程颐、程颢)、朱熹以及明代的王阳明则从“存天理、灭人欲”的角度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在理学当中，最能说明早期教育意义与价值的要算程颢的一段话：“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痒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见有铄，更有甚天理?须人理皆尽，然尚以些秉彝消铄尽不得，故且恁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陷，据此个熏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二程语条》卷二)在程颢看来，早期教育(胎教与保傅之教)比学校和社会教育(痒序乡党之教)更为重要，对于日后的成才和成人的价值更大。如果人在幼年时，“耳目游处，所见皆善”，就容易获得好的教育效果；反之，人在幼年时期，就“所见皆不善”，刚刚能说话，就学些污言秽语，每天都见到许多奸诈机巧之事，那么他的天理必然受到遮蔽，以后尽管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学校教育，他也难以成为圣贤之人了。早期教育为什么具有如此理想的效果呢?我国东晋思想家葛洪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葛洪认为，良好的早期教育有着巧夺天工之妙，可以做到习、性自然?昆成一体。他说：“少者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号陛成，不异自然。”(葛洪：《抱朴子》)也就是说由于儿童能够精神专一，记忆牢固，所以早期学习到的东西能够与人的自然资质浑然为一。颜之推认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颜氏家训・教子》)可以说，颜之推已经萌生了终身教育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在终身教育的各个阶段，他最推崇的仍然是早期教育，所谓“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便是对早期教育的充分肯定。因为在颜之推看来，实施良好的早期教育不仅可以节省教育时间，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教育者的教育目标：“子生咳昵，师保固明仁智礼义导习之，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颜氏家训・教子》)颜之推以其特有的教育家的睿智意识到，当儿童尚在婴儿时期，能识人颜色、知人喜怒时便施加教育，不仅教育者可以有效地达到自己的教育目标，而且可以使儿童在教育的过程中免去许多惩罚，甚至皮肉之苦。这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对于受教育者都是有益的。
二、胎教主张
作为早期教育的重要阶段，胎教受到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的重视，由来已久。日本学者井深大认为中国到汉朝才有胎教的说法，其实是大谬特谬了。据《大戴礼・保傅》篇中记载，早在我国殷周时期，即中华民族由蒙昧转向文明的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胎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这是关于我国古代进行胎教的最早记录。同时，《大戴礼》还记载，周王朝并没有把胎教之法限于当时王室的小圈子之内，而是利用王室的统治权力，把“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鉴。”殷周时期的教思想得到南北朝时期教育家颜之推的重视和强化。他说：“古之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大戴礼・保傅》)产生于我国古代的胎教思想，到了现代，已不断得到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肯定。现代心理学认为，“婴儿原封不动地接受母亲的感情和母亲一起喜怒哀乐。”((日)井深大著《零岁――教育的最佳时期》，北京日报出版社，1987年)
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感情变化能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作用于大脑，所以有人推测，母亲血液中分泌出的化学物质会通过脐带对胎儿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我国古代思想家对胎教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现象描述的经验水平上，缺乏科学的实验和理论的论证，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三、对早期教育关键期的探讨
早期教育的“关键期”也叫“最佳年龄期”或“临界期”，是早期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教育关键期的理论，是由美国动物心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康拉德・罗林茨从小鸟的“刻印”现象引发而提出的。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任何动物的遗传解码过程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即时限性。如人类在某一特定年龄阶段容易接受某种刺激，形成某种心理能力和品质，否则失之过早或失之过迟都不会达到同样好的效果。这一现代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经验的水平上直觉到了。战国时期的孟轲主张教育要“时雨化”之。(《孟子・尽心上》)《学记》主张“及时而教”“不陵节而施”“当其可，谓之时”，其中的“时”“节”“可”，可以说指的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关键期”或“最佳年龄阶段”。
正因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已经意识到教育关键期的存在，所以他们都主张要不失时机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学记》中说：“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颜之推对自己切身经历做了如下描述：“吾七岁时，诵《鲁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颜氏家训・勉学》)颜之推主张，要利用少年“精神专利”的特点抓紧时间进行教育：“人生幼小，精神专利，成长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慕贤》)颜之推还认为对人的品德教育也是如此。如果在儿童受教育的有效年龄阶段“无教而有爱”，便会产生不良后果：“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戒翻奖，应诃反笑。”(《颜氏家训・勉学》)等到长到一定年龄以后，恶习已经形成，这时家长才想给予矫正，常是“捶打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终为“败德”。(《颜氏家训・勉学》)所以颜之推非常强调儿童不能“狎”所严，不能“简”所爱，“简则慈孝不接，狎者怠慢生焉”。(《颜氏家训・教子》)
四、其他早期教育思想家的观点
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早期教育思想中，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重视环境对儿童的熏陶作用。春秋时期的孔丘早就说过：“损者三友，益者三友。”(《论语・季氏》)。“孟母择邻”是最早见于典籍的一个例子。墨子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第三)颜之推在后来更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是以与善人居，如人芝兰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又说：“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淘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颜氏家训・慕贤》)主张在人生“神情未定”、可塑性相当大的少儿时期，即施以良好的“熏渍淘染”“潜移暗化”，以使其自然而然地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品德。
二是强调早期教育要根据儿童的“天性”，即要符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对此，明代哲学家王守仁留下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须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也。”(《全书》卷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因此，王守仁特别反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违背儿童天性、不顾儿童年龄特征的教育方法。他从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两个方面抨击了当时的一些“训蒙者”，告诫他们不以儿童“乐喜游”的天性为依据，而仅仅以“句读”为内容，不“导之以礼”“养之以善”，甚至于采取“鞭挞绳缚，若待拘囚”的做法，非但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还会使学生走向反面。诗歌、习礼、读书这三门功课对陶冶儿童的性情最有益处：诗歌能把儿童本能的活动转移为有韵律、有节奏的音乐和舞蹈活动；习礼可以使儿童做到有礼貌，知礼节，并从娴习礼节的动作中陶冶情操；读书可以开拓儿童视野，增广知识。这三点从现代的早期教育学观点来看，也不无借鉴之处。
三是早期技艺教育思想。颜之推认为，在人的幼年时期就应该向他们施以“簿技”，以便逐渐养成独立生活能力。他说：“生命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养，埘圈之所生；爱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颜氏家训・治家》)而不是那些空洞的“仁、义、礼、智、信”。颜氏所生活的南北朝时期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因此，他进一步认为，“父兄不可常依，乡同不可常保，一旦流失，无人疵荫，当自求诸耳。”(《颜氏家训・勉学》)所以在他看来“积财千万，不如薄会在身”。(《颜氏家训・勉学》)这种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是可贵的。
(马秋丽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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