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及其成因

                                                                                                 [摘要]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创者和改革者，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幼儿教育之路，形成了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为了继承、弘扬和发展陈老的幼儿教育思想，本文着重介绍陈老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并分析其成因。
[关键词]陈鹤琴；幼儿教育思想；活教育；教育实验和研究
陈鹤琴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是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中国的福禄贝尔”。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幼儿教育问题，探索和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体系。本文将陈老幼儿教育理论和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进行梳理并分析其成因，以利于在新时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老的幼儿教育思想，深化幼儿教育改革。
一、开创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时期(1919―1928年)
陈鹤琴先生1919年离美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任教授，开始了对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科学实验和研究。次年喜得长子陈一鸣，逐日对其身心发展进行周密的观察、实验和文字与摄影记录，连续808天，对孩子的身体、动作、模仿、暗示感受性、游戏、好奇心、惧怕、知识、言语、美感、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系列关于儿童心理及教育的论文，并于1925年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其中《家庭教育》一书论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和教育孩子的具体方法，堪称为一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家教经典，陶行知先生发表书评《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称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1923年由东南大学教育科支持，办起南京鼓楼幼稚园，试验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教育，次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今幼稚教育之弊病”，指出中国普通幼稚园当时大概有四种弊病：一是与环境的接触太少，在游戏室的时间太多；二是功课太简单；三是团体动作太多；四是没有具体的目标。[1]1925年扩建鼓楼幼稚园园舍，邀请东南大学陆志韦等10人成立董事会，筹募资金，该园成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派助教张宗磷协助研究工作，至此我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诞生了。陈先生主持实验幼稚园的课程、故事、读法、设备和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等，并与张宗麟合写《一年来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概要》一文，由《新教育评论》发表。是年夏，主办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编写的讲稿《幼稚教育》围绕“为什么办幼稚园”“幼稚教育的目标、原则、课程”等问题，对办中国化、科学化的幼稚园作了全面论述。1927年创办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同时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根据自己办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发展特点的15条办园主张，其中涉及到适应国情、家园共育、教育内容、幼稚园课程、教师素养、师幼关系、教法、设备、评价等方面的内容，这15条信条为当时中国的幼稚教育指明了道路，正如陈先生所言：“我们所主张的15条信条当然不是金科玉律尽善尽美，但从现在中国幼稚教育的情形来看，这15条信条也许是治病良方呢!”[2]是年，在《幼稚教育》上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根据世界幼稚教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幼稚教育发展的7种新趋势：注重自由活动、注重户外活动、厘定课程、规定标准、研究幼稚生心理、幼稚园与一年级应联络、蒙养园运动，[3]种种新趋势对当时我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都有指导价值和意义。
1928年，陈先生负责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的草拟和制定工作，5月与张宗麟合著《幼稚教育丛刊》，出版《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课程》和《幼稚园的设备》，同时，反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分科教学法，提倡“整个教学法”，主张把儿童所应该学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教给儿童。次年8月，陈先生负责编制的《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经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审查通过，由教育部颁发在全国试行。该课程标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幼稚教育总目标，第二部分为课程范围，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7个方面的内容，第三部分是教育方法，提出了17种教育方法及要点。该标准成为指导我国当时幼稚教育的纲领性文件，使我国的幼稚教育不再盲目．仿效他人，它对推动我国幼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该时期丰富的幼儿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原因，也不可忽视陈先生的个人因素。从内因来说，陈先生1914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考取的是庚子赔款奖学金，陈先生说：“清华大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款，我游学美国也用的是庚款，庚款是什么呢?还不是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人民的脂膏栽培了我，我如何不感激呢!如何不思报答呢!”问他在启程去美国之前，原本想学医，在横渡太平洋的邮船上，他改变了注意，认为要挽救病弱的中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他决定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儿童教育事业，他的志向得到同舟赴美的陶行知先生的赞赏，后来两人一起在哥仑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另一主要内因是陈先生对儿童无限的热爱，正如陈先生所言：“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他呼吁全社会都来“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一切为儿童”，正是陈先生对儿童的这种纯爱，才确定了他献身儿童教育事业的人生志向。
从外因来说，陈先生留美期间，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罗格等知名教授，系统学习了美国的教育学说及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克伯屈采用的启发式教学法，深感受益。回国后，正值“五四”新文化教育运动时期，他以亲身经历批判封建宗法制陈腐教育对儿童的束缚与残害，针对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被外国教会所垄断、全盘西洋化的现状，疾呼：“幼稚教育抄袭西洋，不切合中华民族性，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使中国儿童适应。”[5]加之回国后就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儿童心理学课程，对早期儿童心理发展作了连续而周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这些内外因素交织在一起，更坚定了他从幼儿教育人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的现代幼儿教育之路的决心。
二、广泛开展教学实验和研究，编写各类儿童课本和读物的时期(1928一1939年)
经过陈先生和先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幼儿教育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时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先生凭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对儿童的热爱，受聘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处长，为更多的中国儿童办学。在主持教育处工作11年期间，办的6所小学都附设幼稚园，并在小学和幼稚园大力提倡各种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活动，仍然关心幼稚教育的发展，编写了系列适合儿童特点的各类儿童课本和课外读物：1931年在《儿童教育》上发表《四年来中国之幼稚教育》，次年，与陶行知、张宗麟合著并出版《幼“稚教育论文集》，编写出版《幼稚园课本》16册；1935年在《新闻报》上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要求全民族、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教育儿童，为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奋斗；1937年7月，正值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北平举行第7届年会，陈先生参加主席团讨论学前儿童教育问题，坚持到会议结束才带领南方与会同志绕道回沪，可见他对幼儿教育问题的关心和重视。是年，在《播音教育月刊》上发表《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1938年与钟昭华合编出版《南京鼓楼幼稚园儿童生活写真》。
陈鹤琴先生认为，要使幼稚教育发展，必须发动和组织更多的人合作来做，他说：“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实地研究的人愈多愈好。”网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他大力创办儿童教育学术团体和刊物．20年代他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1929年在此基础上创建中华儿童教育社，到3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主编《幼稚教育》《儿童教育》《小学教师》等刊物，广泛交流经验，扩大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幼儿教育在战时的发展。
三、活教育理论体系形成、较完整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建立的时期(1939"--1949年)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贫穷落后，老百姓一贫如洗，人民生活极其艰难，科学技术极不发达，教育也陷入陈旧腐败、抄袭外国、停止不前的局面，幼儿教育显得尤为突出。对此，陶行知先生曾尖锐地揭露：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陈鹤琴先生面对旧教育的全盘西化、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时弊，也严肃地指出：“今日抄日本，明日抄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陶行知先生曾把旧中国陈旧腐败的教育概括为“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针对当时的这种教育现状，陈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改变，他要下决心使这种腐败的“死教育”变为“前进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
陈鹤琴先生青年时期受到欧美新教育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这一进步教育运动抨击当时传统教育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反对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和对儿童活动的束缚，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提倡“做中学”的教学方法，提倡“实验”的精神。陈先生十分赞赏这种观点。他借鉴了杜威教育思想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正如陈先生自己所言：“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杜威博士所提倡的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对形成中国的活教育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7]但是，陈先生的借鉴不是盲目的，他在本国进行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总之，幼稚园的设施，总应当处处以适应本国国情为主体，至于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教材和教法，也可以采用，总以不违反国情为唯一条件。”[8]另外，陈先生对欧洲11国的教育考察，也促使他下决心在中国实验活教育。193,4年7月，陈鹤琴先生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欧洲教育考察，他参观了许多新型的实验学校，与各国的教育专家进行了教育问题的讨论，对各国的教育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这使他对“新教育”的源头――欧洲新教育有了真实的感受，从中看到了现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共同特性，认为这是中国教育值得借鉴的。特别是各国教育都注重“做”，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这给了陈先生很大的启发，为他在中国实践活教育指明了方向。
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实验过程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他特别赞赏和佩服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陈先生汲取了杜威的“做中学”、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提出了“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但是，陈鹤琴和陶行知的思想都超越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实验本国教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从内因来说，陈先生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深有体会，即便清王朝被推翻，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教学方法仍很死板，学校活动的中心仍是老师，教材的内容往往远离学生生活。陈先生说：“他们机械的、被动的被灌输以有限的所谓知识食粮，而实际上它们却难以消化――没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只要他们读和写，而从不要求他们自己去想去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教育植下种子，生根发芽，开出花朵。”[9]
1940年陈先生赴重庆参加国民教育会议，途经桂林时给中山学校题词：“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10]4月谢绝留在重庆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司长之职，表示“要做事，不做官”，回到江西，邀集一批有志人士在泰和大岭山上以“荒山辟乐园”的精神办起了“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验“活教育”，实现了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教师资的宏愿。其实，陈先生早在20年代就迫切的感到，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靠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早在1928年他就提出《各省师范学校急需设幼稚科案》，建议“就环境适应之地，开设幼稚师范学校，或就各省之师范内，添设幼稚科，以培养专门人才，供给良好师资。”[11]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就迈出了这第一步。是年，确定并实施活教育的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即目的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即课程论；“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即方法论。”。[12]
1941年1月，陈先生主编的《活教育》月刊创刊，确定的刊物宗旨是：建设教育理论、辅导教师进修、提供具体教材、讨论实际方法，并发表《活教育与死教育》一文。继而发表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你要儿童怎样做，就应当教儿童怎样学；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我们的活教材；比较教学法；用比赛的方法来增进学习的效率；积极的暗示胜于消极的命令；替代教学法；注意环境、利用环境；分组学习，共同研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教师教教师；儿童教儿童；精密观察。[13]1942年，在《活教育》月刊上发表《活教育要怎样实施》，总结了两年来活教育实施的经验，提出实施教学的四个步骤：实验观察一阅读参考一发表制作一批评研讨。1943年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被批准改为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增设幼稚师范专修科，至此，国立幼师包括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5个部分，另附设国民教育实验区，标志一个较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同年确立训育的13条原则：从小到大；从人治到法治；从法治到心理；从对立到一体；从不觉到自觉；从被动到自动；从自我到互助：从知到行；从形式到精神；从分家到合一；从隔阂到联络；从消极到积极；从“空口说教”到“以身作则”。”[14]1944年在实验活教育筹划会议上，提出“五指活动”方案，由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儿童文学活动五个部分组成，五指活动如人的五指，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在儿童生活中结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网，继续实践活教育。1945年10月恢复和重建遭战乱严重破坏的南京鼓楼幼稚园，继续兼任园长，每月去幼稚园指导工作。11月任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确定幼师办学宗旨为：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推行活教育。1947年继续推行活教育，批判传统教育，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着重讨论了战后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道路，陈先生说：“战时幼稚教育在幼稚教育史上还是一个拓展的阶段，而今天我们还没有超越这个阶段，一切的工作也还是继续着战时，来完成幼稚教育在中国的建立。”[15]陈先生分析了战时幼稚教育的不足，并提出战后幼稚教育的五点发展建议，这些思想又将建立中国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幼儿教育向前推进了一步。同年，陈鹤琴主编的《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一书出版，标志着活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
1948年，陈先生在上海幼专成立儿童研究站，对1.5―3岁的儿童进行身心发展研究和保教工作实验，并作为幼专、幼师学生实习的场所。是年，编写的《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和《活教育的创造》两书出版，在《活教育》上发表《活教育的目的论》，提出做“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的现代世界人”，至此，活教育的目的论便发展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可见，陈先生的活教育理论思想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
陈鹤琴活教育三大目标的提出都是有其独特缘由的，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是肩负时代意义和历史使命的，陈先生认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就是中国教育惟一的特点，不苟同于其他各国的教育目的。陈先生说：“做一个中国人与做一个别的国家的人不同。做一个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努力。”“拿目前的情形来说吧!中国还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肃清封建残余，建树科学民主，这便是中国人当前的生活内容与意向，而活教育就是要求做这样的中国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做世界人，便要爱全世界的人类”，“爱那些站在真理一面的人类，真理是不会泯灭的，真理是我们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最高准则。”[16]陈先生把做人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仍是我们今天的教育要追求的目标。活教育的课程论和方法论除了受欧美进步教育思想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的影响外，还有一社会现实原因――1940年夏，江西省政府批复建立省幼稚师范学校时，经费严重短缺，由原定的6．5万元减至2．5万元，陈先生就率领师生成立十多个建校小组，开山筑路，建造校舍，边学习、边劳动，提倡“手脑并用，文武合一”，他们建成了实用的教室、宿舍、礼堂、办公室等教学生活设施，“荒山”变成了“活教育”的乐园。这便是“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教育思想形成不可忽视的原因。
活教育理论体系不但指导着旧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对建立新中国的幼儿教育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我国2l世纪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有诸多的启发和借鉴。
四、为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鞠躬尽瘁(1949―1982年)
解放后，陈鹤琴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继续高度关注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筹办新中国第一个儿童玩具厂，恢复出版《活教育》，1949年底到1951年初，他相继在《活教育》(1950年更名为《新儿童教育》)上发表《音乐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儿童教育的新动向》《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等系列文章，对新中国幼儿教育事业作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开拓。1951年春，《人民教育》开始了对“活教育”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仍然发表了《幼稚园的课程》《如何使幼稚生适应新环境》《论幼儿园环境布置》《如何利用故事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幼儿教育的新动向》等系列文章。在《幼稚园的课程》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时期我国幼稚园课程编制的十大原则：“是民族的，不是欧美式的；是科学的，不是封建的；是大众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是儿童化的，不是成人化的；是发展的、连续的，不是孤立的；是配合目前形势和实际需要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是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儿童健康的；培养五爱的国民公德和民主、团结、勇敢、守纪律的优良品质；陶冶儿童的性情，培养儿童的情感，要养成儿童能够说话的技能。”㈣同时提出三种编制课程的方法。从1928年《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的制定到1951年发表新时期的《幼稚园课程》，体现了陈鹤琴幼稚园课程思想的发展，标志着其幼稚园课程思想的形成。在《幼儿教育的新动向》一文中，陈先生首次系统地就“体、智、德、美”诸方面提出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四项任务：“保证幼儿的健康和身心的正常发育，发展幼儿的智力和创造力，培养幼儿初步的国民道德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其他优良品德，培养幼儿的爱美观念，增进幼儿愉快的精神”，旧此外，还就这四项任务提出了相应的7条教养原则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1952年陈先生在南京师范学院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讲稿分别对新生婴儿、乳儿、步儿、幼儿的发展和教育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年底被任命为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兼幼教系主任。1954年在南京师范学院正式设立教具、玩具研究室，附设玩具工厂。1956年在《南师校刊》上发表《幼儿园应该进行识字教学吗?》，认为幼儿园大班可以进行识字教育，并提出教材和教法，12月在南师院第一次科学讨论大会上作《从一个儿童的图画发展过程看儿童心理之发展》的学术报告，继续关注对儿童心理的研究。1957年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与四川省妇联副主任陆秀等联名提出《建议创办幼儿教育刊物――学前教育案》，之后在1962、1963年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四次会议上又与陆秀联名提出《建议普遍开展先学前期教育；推广“婴儿之家”办法，充实教育内涵、提高教育效率案》《建议根据专业学习，让幼教干部归队，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提高工作效率案》。陈先生虽从政，但热爱、关心幼教事业之心依然强烈。
1979年，陈先生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小组发言中讲到：“这次我借出席五届二次政协会议之机，提出了三点提案：1．在全国各省市恢复或建立幼儿师范学校，以培养幼教师资。2．在全国各省市高等师范学校恢复或建立幼儿园和实验小学，作为进行科学实验取得系统经验的场所。3．设立儿童玩具、教具、设备的研究室和实验工厂。这三点提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已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19]是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名誉理事长，并发表讲话，讲话就开展幼儿教育科学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要对于作为幼儿教育基础的儿童心理作全面、系统、切实的科学实验；第二，要重视幼儿家庭教育的科学实验；第三，对幼儿园的教育应进行系统、深入的科学实验与研究，要办好示范性幼儿园；第四，必须重视和解决幼教玩具、教具的科学实验和制造。这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重大问题。[20]陈鹤琴先生的三个提案和几点建议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81年，年近90的陈先生还为“六一”国际儿童节题词：“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切为四化。”同年11月，为浙江《幼儿教育》创刊题词：“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前人。”这既是对一切从事幼儿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谆谆教诲，也体现了陈先生热爱儿童、关心儿童教育事业的挚热情怀。
纵览陈鹤琴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儿童教育事业奉献的一生，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尽瘁的一生，继承、弘扬和发展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为新时期我国幼儿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献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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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谷斯范．从赣州到饶家堡[J]．鹤琴之声，第18期．
[7]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第六卷)[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P295．
[8]北京市教科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二卷关键词：幼儿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