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维果茨基与皮亚杰关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的比较研究

        摘 要：在心理学史上皮亚杰与维果茨基曾经围绕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展开过一场著名的争论，他们在儿童自我中心主义概念、心理发展观和儿童社会化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对立的观点。不过从思维与语言发展过程中个体与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看，皮亚杰和维果茨基各自观点中合理的因素是可以综合的。在这一问题上，既要看到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实践活动对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制约作用，又要看到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对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制约作用，儿童心理就是在个体与社会交互作用过程中发展的。
关键词：儿童心理学；皮亚杰；维果茨基；儿童自我中心言语
Abstract words：There is a famous argument in psychology history between Piaget and Vygotsky centered on egocentric speech by children. They contradicted to each other on the concept of egocentrism and psychology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of child socialization and so on. Otherwise, on view of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their respective reasonable ideas ought to be synthesized.
Key words:child psychology, Piaget, Vygotsky, egocentric speech
在二十世纪儿童心理学发展史上，两位大师――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Lev Semenovich Vygotsky）在同一个时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同一个话题，他们所产生的伟大思想的碰撞令我久久难以平静，抱着许多无法释怀的问题，我走进七十年前他们之间那场没有结局的争论。

一、问题的提出和争论的背景

儿童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问题是皮亚杰在其1923年的著作《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中提出并加以论述的，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示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而是为揭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儿童自我中心思维（egocentric thought）阶段的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据。正是皮亚杰这种从语言和思维两者的关系出发去研究思维发展规律的独特视角使他的理论成为维果茨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参照之一。
30年代初，维果茨基在为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俄文版所写的序言《批判研究：皮亚杰学说中的言语与思维问题》中，针对皮亚杰关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的解释从理论和实验上提出了异议。之后，对皮亚杰儿童语言和思维理论的批判构成维果茨基一系列心理学研究论文的重要内容（这些批判研究成果被收录在维果茨基逝世前不久准备出版的专著《思维与语言》之中，该书俄文第一版出版于1934年维果茨基逝世的数月之后）。从30年代初开始，皮亚杰就注意到了维果茨基对他的批判，并将他的发展理论与维果茨基的研究联系起来，只是那时皮亚杰还并不十分清楚维果茨基与他争论的主要思想。直到1961年，《思维与语言》英译本出版，他才对维果茨基关于儿童思维和语言的发展理论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针对维果茨基的批评，皮亚杰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关于维果茨基批判性述评的评论》（1962年出版）作为应答。尽管由于维果茨基的英年早逝使他无法再对皮亚杰的评论给予回应，但这场没有结局的争论显然使皮亚杰吸取了维果茨基对他早期理论批判中有益的成份，这些进步都体现在他晚年发生认识论和结构主义思想成熟后所发表的著作当中。

二、 皮亚杰关于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和思维的基本观点及其解释框架

皮亚杰对瑞士卢梭学院“幼儿之家”中的2-7岁儿童在自由活动时的具体细节以及他们的言语和谈话进行了观察、记录和整理，按照不同的语言机能将被试儿童的言语分为两大类――自我中心的（egocentric）和社会化的（socialized）言语，并得出这样的结论：（1）自我中心言语是指讲话者不考虑他在与谁讲话，也不在乎对方是否在听他讲话，他或是对自己讲话，或是由于和一个偶然在身边的人共同活动感到愉快而讲话。自我中心言语不具有社交性质，言语的机能只是用来刺激、伴随、加强、补充行动的，或通过言语用幻想的满足代替行动，而不是当作一种沟通思想的手段。（2）社会化言语是指那些具有社交性质的，即具有可沟通性、可被人理解的语言。社会化言语的机能是为了把讲话者的思想传递给别人，或通过言语影响别人，改变别人的行为或思想；但在儿童的社会化言语中没有因果解释性质的谈话，只有对事物的描述和对事实的陈述。（3）在三岁之前，儿童最初的语言主要是自我中心的言语，它占全部言语的四分之三；三岁到六岁自我中心言语逐渐减少，占全部言语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七岁以后减至四分之一弱。（4）从七、八岁起，儿童表现出想和别人共同活动的欲望，并开始试图改进交流思想的方法和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正是在这个年龄，自我中心言语逐渐消失了它的重要性，随着儿童之间协调关系的发展自我中心言语开始萎缩。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自我中心状态是他的认识活动的一个特点；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是一种认识现象。”[1](P300)也就是说，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只是儿童认识上的自我中心状态的一种表现，它归根到底是由儿童思维上的自我中心所决定的。所谓“思维上的自我中心”，是指儿童把注意集中在自己的动作和观点之上的现象，他既不能区别一个人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也不能区别一个人自己的活动和对象的变化。［1］(P299)皮亚杰强调自我中心思维是自发产生的“思维的原始适应”，它缺乏理智上的相对性和任何理性的参照系统，是儿童心灵所具有的一切前批判的前客观的认识态度的总合。这种看法与皮亚杰早期受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所形成的、用于解释儿童思维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有关。
精神分析理论将思维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定向的思维（directed thought）即智力的思维和无定向的思维（undirected thought）即下意识的思维，皮亚杰借用列维・布留尔（Levy Bruhl）的“我向思维”（autistic thought）来解释和指代这种无定向的思维。我向思维是潜意识的，它不适应于现实，只满足欲望。它始终是个人性质的，不能借助语言互相沟通；定向思维是自觉的，理智的，它适应于现实并试图影响现实。它是一种社会化了的智力，能用语言沟通，并借助于语言及对概念的使用使个人间的智力相互协调。皮亚杰认为，自我中心思维是居于我向思维和定向思维之间的一种思维形式，尽管它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满足个人的需要，但它却已包含了某种精神的适应性和现实的方向。

三、维果茨基对皮亚杰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和思维理论的批评

维果茨基是从两方面着手对皮亚杰进行批判的：首先，维果茨基试图通过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现象的不同实验来分析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不同功能，从而否定皮亚杰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理解。维果茨基针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设计了与皮亚杰不同的实验，研究当社会情景改变时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变化。实验表明，每当儿童的活动过程产生困难时，自我中心言语就大大增加。这使维果茨基确信“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并不仅仅作为儿童活动的一种伴随物。除了成为一种表述手段和解除紧张的手段以外，它在特定的意义上很快成为了儿童寻求和规划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2］(P18)据此，维果茨基提出了对儿童自我中心言语问题与皮亚杰不同的解释：（1）儿童自出生起就是一个社会实体，语言作为儿童与成人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具有交际功能。（2）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在组织儿童的活动、形成儿童的智力行为中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因此它既有交际功能又有调节功能，是儿童特有的思维工具。（3）自我中心言语是形式上的外部言语（external speech）与功能上的内部言语（inner speech）的结合，是从社会化语言向个人的内部言语过渡的必要阶段和中间环节。随着儿童心理的成熟，它沿着上升而不是下降的曲线发展，自我中心言语最终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为内部言语。维果茨基十分重视研究儿童内部言语的发生，即言语如何转化为内在思维，他认为皮亚杰所说的儿童自我中心言语恰恰为研究内部言语提供了钥匙。
其次，维果茨基对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批判，以否定作为“皮亚杰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的“自我中心思维”概念［2］(P14)。维果茨基认为，皮亚杰的思想也同样受到了当代心理学中一切开创性工作所共有的二元性（duality）的影响。皮亚杰把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描述成在遗传上、结构上和功能上处于我向思维和定向思维之间的中间位置，这种我向思维和定向思维的极性（polarity）概念是从精神分析理论中借鉴来的。维果茨基指出，皮亚杰理论的基本框架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的“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他始终强调自我中心思维与我向思维的共同性，而不是那些把自我中心思维与我向思维区分开来的特征，这就会导致对思维的研究变成脱离了具体需要、兴趣和愿望的“纯思维”（pure thinking）研究。因此，建立在上述二元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儿童自我中心主义概念是不可取的。还要顺便指出的是，皮亚杰始终坚持“儿童自我中心主义”这一基本概念，他在1966年出版的《儿童心理学》再次重申了这一点［3］(P91)。这表明皮亚杰与维果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是尖锐对立的。

四、 维果茨基与皮亚杰心理进化观之比较

进化论思想是维果茨基与皮亚杰心理学研究的共同出发点，这一点从维果茨基在评价皮亚杰对心理学的贡献时对其进化思想的肯定中可见一斑［2］(P9)。他们都将“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现象放在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来研究，但得到的结论却相去甚远，其原因要到他们对思维和语言发展趋势的不同理解中去找。
皮亚杰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智力经历过一个逐渐社会化的过程”。［1］(P62)。在我们看来，这是皮亚杰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可以从三个方面看皮亚杰对这一观点的论证。首先，如前所述，皮亚杰早期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认为儿童思维的发展是一个从“我向思维”到“定向思维”的过程，儿童自我中心思维是居于两者中间的一种居间的思维形式，尽管它已包含了某种精神对现实的适应性，但其主要功能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仍是不可借助语言相互沟通的。因此，儿童的自我中心思维和自我中心言语还不具有社会性。思维和言语的发展就是从缺乏现实性和可沟通性到具有现实性和可沟通性，理智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其次，皮亚杰从儿童自我中心思维和言语的特点以及去自我中心化的过程进一步说明了思维发展的理智化与社会化的一致性。他通过比较成人和幼儿的思维和言语，揭示了儿童自我中心状态的特点之一就是缺乏社会性。他说：成人即使在独自工作时，“他还是在社会中思考的，在他的心目中，他总是想到他实际的或可能的合作者或反对者”；而儿童缺乏言语的控制力，不能隐秘任何简单的思维，他很少从别人的观点看事物，很少考虑别人是否理解他，“七岁以下的儿童即使在社会里，他的思想也是自我中心的”。［1］(P57-58)那么，儿童思维和言语缺乏社会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如何才能使儿童摆脱自我中心状态，逐步走向社会化？皮亚杰认为，儿童社会性上的自我中心是受制于儿童智力发展水平的。他指出，儿童“社会的自我中心状态是认识的自我中心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1］(P304)。因此，儿童去除社会性上的自我中心状态从根本上说由是理智上的去自我中心过程决定的，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认识的客观性和协调运算的出现。协调运算机能的出现，使儿童“能够区分主体与客体”［1］(P303)，能够使“别人的运算与个人的运算相结合”，“形成一个既是逻辑的，也是社会的合作系统。一方面是个人间的合作，一方面是个人内部的协调，这个运算系统使个人从自我中心状态中解放出来”。［1］(P313)儿童去自我中心的过程就是儿童认知、情感和交往社会化的过程，这是皮亚杰思维发展观中贯穿始终的一个观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皮亚杰后期思想中，智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观点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他用来解释其思维发展观的理论模式发生了变化。六十年代以来，随着他发生认识论和建构主义思想的逐渐成熟，皮亚杰开始抛弃了他早期所采用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框架，因而认识的发展不再是从我向思维到定向思维的过程，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下，主体通过同化、顺应和平衡等心理机制，能动地建构其不同心理发展阶段的不同认知结构的过程。在这一解释框架下，儿童在具体运算阶段之前的自我中心状态仍然意味着儿童的交际尚未达到互助协作的水平。他坚持认为，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是与认识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因为“活动间的一般协调标志着运算的基本核心，它既包括人与人间的活动，也包括个人内部的活动。”［3］(P89)主客体的分化和运算功能的协调仍然是儿童去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即社会化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维果茨基的思维发展观与皮亚杰是针锋相对的，他说：“皮亚杰理论的一个基本信条是，思维发展的社会化是儿童智力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2］(P96)与之相反，维果茨基认为“思维发展的真正方向不是从个人思维向社会思维发展，而是从社会思维向个人思维发展”，［2］(P21)“儿童发展的主要历程是逐渐个体化的历程”。［2］(P145)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维和语言发展是异源的。无论是从种系发生还是从个体发生都可以证明，在思维发展中存在一个前语言阶段（prelinguistic phase），而在语言发展中存在一个前智力阶段（preintellectual phase）。儿童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儿童最初那种类似于动物的利用工具解决问题的“非言语的思维”从产生起就是社会性的；同时儿童那种仅仅源于情绪但却“不表示任何客观的东西”的“非智力的言语”，象哭叫、呀呀学语甚至儿童最初说出的语词等，从一开始就是他们与成人交际的工具，因而也是社会性的。在儿童两岁左右的某个时刻，思维和语言这两条独立发展的曲线相会合，使思维变成了言语的东西，而言语变成了理性的东西。外部的社会性的语言符号内化为个人思维的工具，从而产生了言语思维，这时思维才开始个体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理论思路的背景下，维果茨基认为，“自我中心言语从一般的社会言语中分裂出来，及时地导致内部言语”［2］(P21)，它“是介于有声言语和部分有声言语最终转变成内部言语的功能分化之间的中间环节”，也是“从相互心理作用过渡到内部作用的一种现象，也就是从儿童的社会的、集体的活动发展到个体化的活动――这是一切高级心理所共有的发展模式。”［2］(P145)。维果茨基认为，皮亚杰坚信“自我中心言语的产生是由于言语社会化的不足”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内部言语是从外部带进来的某种新东西，是和社会化一起从外部带进来的某种新东西。我们认为，自我中心言语是由于原始社会言语个体化的不足。”［2］(P148)自我中心言语是形式上的外部言语与功能上的内部言语的结合，它从形式上说是社会化的，从功能上说是个体化的，自我中心言语的这种过渡性质证明了维果茨基的思维发展模式：思维发展的真正方向是从社会化到个体化的发展，而非皮亚杰所说的从我向思维经过自我中心思考和自我中心言语达到社会化言语和逻辑思维的过程。

五、皮亚杰与维果茨基对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理解上的分歧

维果茨基和皮亚杰的思维和语言发展观之所以南辕北辙，就在于他们对“社会性”、“社会化”和“交际性”、“交流性”等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
首先，他们对“社会性”和“社会化”等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皮亚杰在区分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和社会化言语时指出，“社会化言语”具有下列特征：（1）讲话者试图影响别人，改变别人的行为和思想；（2）能够区分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3）能够从别人的观点看待事物；（4）言语的机能不再是刺激说话的行为，而是和别人交流思想，与别人合作，并且能够被人所理解。由此可见，皮亚杰讲的“社会性”就是可沟通性、可交流性或可交往性，他注重的是微观层次上的、建立在个体之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性。
维果茨基曾明确指出他所讲的“社会性”概念与皮亚杰不同，他用“交流的”术语来代表皮亚杰称之为“社会化的”言语形式，因为他认为“儿童的社会性言语十分明显地分成自我中心的言语和交流的言语。……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两种形式，即交流的和自我中心的，都是社会性的，尽管它们的功能有所区别。”［2］(P21)此外，作为文化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维果茨基还强调“思维发展是由思维的语言工具和儿童的社会文化经历决定的。”“言语思维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行为形式，而是由历史文化的过程决定的”。［2］(P57)因此，维果茨基所理解的“社会性” 既有微观层次的含义即交际性、交流性，同时也包含了宏观层次上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他认为自我中心言语也具有社会性），维果茨基理解的“社会性”要比皮亚杰的理解宽泛得多。维果茨基十分强调思维和语言都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这是维果茨基不同于皮亚杰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维果茨基为代表的文化历史学派对儿童心理学的一大贡献。
其次，他们对“交际性”、“交流性”等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一般说来，交际或交流至少应包含三个层次：（1）情感的相互感染和传递；（2）信息的传递；（3）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交往。维果茨基所说的“交流”和“交际”主要指的是前两个层次，它们可以无需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而仅仅通过本能的发声反应或动作交流感情和传递信息，如儿童最初的非智力的言语、蜜蜂的八字舞等，在维果茨基看来都具有社交功能。尽管维果茨基曾提到借助“概念”进行的“人类交往的高级形式”［2］(P6)，但仍没有涉及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显然，要达到理解意义上的交往，仅有概念和词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可能不同，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交往的障碍；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达到理解基础上的交往，还必须具备与他人合作和互动的意识，其前提条件是交往双方必须能够在理智上区别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并且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人和物。
从皮亚杰对七岁前儿童的社会化言语的分类上可以看出，他并不排除交际和交流的前两种情况，如“批评和嘲笑”、“命令、请求和威胁”，它们也是为了传递信息或激起情感。但是，皮亚杰最关注的还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交际或交流，他在这个意义上所讲的“交际功能”并不是原始言语和原始思维中本来就有的，而是儿童在心理上出现主客体分化和协调运算机制后才能够具备的。皮亚杰说儿童自我中心状态所缺乏的“社交性质”正是在此意义上的“社会性”。

结 语

综上所述，心理学界两位大师围绕“儿童自我中心言语”的争论，其背后隐含着的是二者思维发展观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归根到底又是一个发展心理学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首先，个体心理发展规律能否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前提独立地发挥作用？能否仅仅将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看作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决定因素？个体的社会交往活动和社会文化环境是否反过来又决定了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维果茨基的观点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维果茨基自始至终强调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是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前提，他认为思维和语言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这是他的一个贡献。此外，他强调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始终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而皮亚杰尽管也在一定意义上认识到了环境和教育等社会因素对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影响，但是他始终把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化过程决定性的因素。毫无疑问，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个体社会化的必要前提，但个体的社会实践和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4］(P551)人们的社会实践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内容，而且也同时决定了人的思维形式和结构的发展。
其次，儿童心理发展的社会化与个体化是完全对立的吗？思维发展的个体化过程是否同时伴随着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忽略了理解基础上的交往能力的发展，能否真正理解心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和“社会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皮亚杰的观点包含了更多的合理因素。皮亚杰认为，思维个体化与思维的社会化是一致的。正如他反复强调儿童理智上的去自我中心与社会上的去自我中心是一致的那样，他认为认识的客观性和运算协调能力的发展同时就是一个逐步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他说：“成人个人化的程度既较高，同时他社会化的程度也较高。……儿童既没有个人化，……也没有社会化。”［1］(P59)维果茨基把社会化与个体化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是片面的。此外，维果茨基强调思维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前提，却没有看到这种作为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环境而起作用的“社会性”并不能取代个体逐步获得社会交往能力的过程。正如儿童的思维能力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一样，儿童的社交能力也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二者应当是同步的。最后，由于维果茨基仅仅在情感交流和信息交换的意义上理解“交际性”概念，他当然也就难以理解皮亚杰所说的儿童发展的社会化过程。维果茨基在这一意义上所理解的“交际性”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它可以不依赖思维的发展而存在；但人类特有的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社会交往能力却必须以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为前提。皮亚杰认为，在语言和思维的社会化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种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交往性的发展，这是皮亚杰对发展心理学的一个贡献。
总之，在思维和语言发展过程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实践活动对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制约作用，又要看到个体的思维和语言发展对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制约作用，儿童心理就是在个体与社会交互作用过程中发展的。这里需要将维果茨基和皮亚杰双方合理的因素辩证地综合起来，因为维果茨基说对的只是这一结论的前一半，而皮亚杰强调的则是后一半。

参考文献：
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注：本文系全国维国茨基研究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已被选入《心理学探新》98年第4期该会论文集。



          关键词：儿童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