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多样的中国舞剧

追溯中国的舞蹈史，在可供查证的史书典籍中，尚未见有关舞剧艺术起源的记载。但是，具有戏剧因素的乐舞却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时期。著名的《大武》就是综合了舞、乐、诗等艺术形式，表现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的情节性大型歌舞。此后出现的《九歌》（公元前300左右），虽具有更强的舞剧因素，但依然不是我们今天所共识的严格意义的舞剧。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于本世纪30年代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外来艺术”的引进。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新舞蹈艺术的先躯都为此做出过有意义的探索，但是舞剧需要较高的经济投入，相对庞大而稳定的专业演出队伍以及具有现代化装置的剧场等，显然动荡的社会环境，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舞剧艺术是舞蹈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它所应具有的基本特性：戏剧性基因，广博的题材容量，完整的人物塑造以及综合多种形式的复合化呈现，世纪初叶的中国舞蹈，其自身发展也未见成熟到足以产生综合性的舞剧艺术。

　　中国舞剧这门新兴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49年至“文革”前――可看作其实验性的新兴期，初期的创作大都以继承发展戏曲舞蹈与借鉴前苏联芭蕾舞剧的经验相结合为基本方法。

　　首演于1950年的《和平鸽》拉开了中国舞剧新兴期的序幕。

　　《和平鸽》编剧：欧阳予倩，（1889――1962）编导：戴爱莲、高地安（1912――）等；作曲：章彦、刘式新等；首演者：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1950――1952），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团），女主角：戴爱莲饰和平鸽；男主角：丁宁饰工人；主要配角：赵恽歌饰战争贩子。

　　这部舞剧的创作题旨萌发于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的发布――为表达中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信念而作。戴爱莲扮演的“和平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平使者，她飞到哪里就给人民带去福音，但遭到战争贩子的残害，最后在工人的救助下飞到了北京，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建国初期著名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舞台美术设计家通里合作推出的这部大型舞剧，不仅在当时堪称文艺演出的盛事，而且对中国舞剧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此后，中央实验歌剧院（1952年成立，1963年以此为基础，分别建成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曾陆续创作演出了3部小型舞剧《盗仙草》、《碧莲池畔》、《刘海戏金蟾》，它们大都根据民间传说和戏曲剧目改编，在表现形式上对源于戏曲的舞蹈动作进行了初步的提炼改造。这几部小型舞剧的实践，孕育着大型舞剧的诞生。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1978年后，改制为大学――即今日的北京舞蹈学院），先后有多位苏联芭蕾舞蹈专家应邀来中国工作，其中维伊查普林（WYCHOPLIN）、彼安古谢夫（PAGUSEV）都是资深而成就卓著的芭蕾编导艺术家，他们在北京舞蹈学校编导训练班先后执教，比较系统地传授了俄罗斯学派的戏剧性芭蕾舞剧编舞法，新中国第一代优秀的舞剧编导几乎都得益于此类培训班。

　　首演于1957的《宝莲灯》，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大型民族舞剧。它是北京舞蹈学校第一届编导班的进修生在查普林与中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李少春指导下的毕业实习作品。编导：李仲林（1933――）、黄伯寿（1931――）作曲：张肖虎，首演者：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女主角：赵青饰三圣母；男主角：傅兆先饰刘彦昌；刘德康饰沉香；主要男配角；孙天录饰二郎神；陈华饰哮天犬；方伯年饰霹雳大仙。

　　它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劈山救母》：向往人间美好生活的仙女三圣母，与书生刘彦昌一见锺情，却受到其兄二郎神的粗暴阻拦。三圣母借用“宝莲灯”的神力，击败二郎神，与刘彦昌结为夫妻生得一子――沉香。哮天犬受二郎神的指使将“宝莲灯”盗走并捉拿三圣母，将她压在华山下。沉香被霹雳大仙所救，练就武艺后，劈开华山救出母亲，一家人终得团圆。

　　《宝莲灯》依循舞剧的规律将原来的故事结构成：“定情下凡”、“沉香百日”、“深山练武”、“父子相会”、“斗龙得斧”、“劈山救母”等6场，紧扣三圣母反抗封建势力，向往纯真爱情和人间自由生活的主题，充分调动了舞蹈手段，塑造了6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三圣母的长绸，刘彦昌的水袖，沉香的剑，霹雳大仙的拂尘以及二郎神及哮天犬的身法技艺……均是在戏曲舞蹈基础上的发展创造，很富于表现力。而“沉香百日”一场所展现的扇子、手绢、“莲湘”（一种带响的花棍）、“大头舞”（假面）……则以丰富多彩的汉族民间舞很好地烘托了欢乐的气氛。

　　《宝莲灯》对于中国舞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在国内外舞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59年它被拍摄成彩色艺术影片，受到广泛好评。这部作品获“20世纪经典提名”。

　　1959年首演的《鱼美人》是李承祥（1931――）、王世琦（1932――）、栗承廉（1931――1993）等北京舞蹈学校第二届编导训练班的全体学员，在总导演古谢夫指导下的集体创作。作曲：吴祖强、杜鸣心，首演者：北京舞蹈学院，女主角：陈爱连（A）陈泽美（B）饰鱼美人；王赓尧（A）、孙正廷（B）饰猎人；主要配角：陈铭琦饰山妖。

　　这部舞剧虚构了一个情节比较简单却易于发挥舞蹈性的故事： 美丽善良的鱼美人爱上了勤劳勇敢的猎人，山妖嫉恨他们的美好爱情，在俩人举行婚礼时，施魔法将猎人沉入海底，夺走了鱼美人。猎人识破、拒绝了各种诱惑，鱼美人对爱情坚贞不屈，最后他们在人参老人的帮助下，战胜了山妖，有情人终成眷属。

　　参加编导训练班的学员们，大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的优秀舞蹈人才，古谢夫充分发挥学员各自的特长，实行分段创作――汇萃精华，使这部舞剧绚丽多彩，有较高的观赏性。其中：鱼美人与猎人、山妖的双人舞，“海底世界”中的“珊瑚”、“水草”、“珍珠”舞以及诱惑猎人的“蛇舞”……都相当精致――可独立演出。编舞技法的显著进步说明了中国舞剧编导在不断走向成熟。它是中国舞剧探索“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

　　《鱼美人》的“首演版”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同于1959年首演的《小刀会》与《鱼美人》风格迥异。编导：张拓（1924――）、白水（1929――1993）李仲林、舒巧（1932――）、李群（1934――）；作曲：商易；首演者；上海歌剧舞剧院，女主角：舒巧饰周秀英；男主角：陈健民饰刘丽川；叶英章饰潘启祥；主要配角：李仲林饰清朝道台吴健彰。

　　这部作品是上海歌剧舞剧院1956年建院后上演的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剧。此后，上海一直是中国舞剧发展的主要阵地。

　　继《宝莲灯》之后，出现了较多神话题材的舞剧，《小刀会》的上演，是舞剧题材的突破。它以19世纪中叶中国太平天国起义运动为历史背景，描写：“上海小刀会”起义军领袖刘丽川、周秀英、潘起祥，为反抗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秘密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占领了上海县城。他们不畏敌军重兵围城，习武练兵，欢度春节。清官吴健彰以丧权辱国为代价，勾结外国军队镇压起义军。潘启祥、刘丽川、先后牺牲，在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周秀英强忍失去丈夫及战友的悲痛，带领群众浴血奋战，杀出重围，高举义旗继续前进。

　　这部舞剧以曲折感人的情节，成功地刻划了几个性格鲜明具有特定时代印迹的人物：周秀英的巾帼豪气，刘丽川的从容机智和潘启祥的英勇不屈，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与《宝莲灯》相比，在舞蹈语言的运用上，它将戏曲舞蹈与中国武术很好的结合起来，加强了人物的战斗性并体现了较高的技艺性；其中也运用了汉族江南民间舞，使民族风格与地域色彩相融。《小刀会》较少芭蕾程式的影响，树立了更加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人格力量。其中表现群众习武练兵的《弓舞》，舞姿矫健、动作流畅、构图清晰、风格独特，成为独立上演的著名舞段，获1961年“世青节”金质奖。

　　《小刀会》在中国舞剧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这部作品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这一时期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剧也颇有收获。如：1959年由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歌舞团创作、首演，表现黎族人民反抗黑暗势力斗争题材的《五朵红云》；1960年由贵州省歌舞团创作、首演，取材于苗族民间传说的《蔓罗花》……等。

　　此外，表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舞剧也占相当比例。如：1959年由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创作、首演的《蝶恋花》，根据毛泽东怀念烈士的诗词《蝶恋花》而作；1962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创作、首演的《狼牙山》，歌颂抗日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等，它们的风格样式各具特色，但都遵循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努力塑造时代英雄――这是中国舞剧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主题和重要传统。

　　按照中国人民传统的欣赏习惯，原本比较喜爱载歌载舞的戏曲形式，“哑吧剧”（50年代中国老百姓对舞剧的戏称）之所以能在中国很快的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反映了群众审美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政府倡导支持的结果。中国舞剧的探索始终遵循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继承或借鉴都切忌生吞活剥，而是依据内容的需要，注重融汇贯通和群众的喜闻乐见。民族舞剧的探索促进了戏曲舞蹈的提炼与改造，逐渐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古典舞风格”。

　　“文革”后的文艺复苏期，舞剧春来早。建国后培养的相当规模和水平的舞蹈队伍（其中包括优秀的舞剧编导），迸发出郁积已久的激情，全国各地竞相推出大型舞剧。也许，这种宏篇巨作能更深刻的表达艺术家历经磨难后的人生体味，而开放的时代确实使他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创作天地。

　　1979年首演的《丝路花雨》轰动全国。它是新时期舞剧最辉煌的成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部舞剧是以赵之洵（1934――）、刘少雄（1933――）为首的庞大舞剧编导群体合力创作而成。作曲：韩中才等；首演者：甘肃省歌舞团（后改为甘肃歌舞剧院，即今日之敦煌艺术剧院），女主角：贺燕云（Ａ）、傅春英（Ｂ）饰英娘；男主角：仲明华饰神笔张；李为民饰伊努斯；主要男配角：张稷饰强人窦虎；贾世铭饰市曹。

　　《丝路花雨》以中国大唐盛世为历史背景，以蔚为壮观的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编织了一曲古丝绸之路上的友谊之歌。

　　在悠扬的乐声中，拉开序幕：“飞天女神”在天宇飘荡，将朵朵云花洒向人间……远处，驼铃声中，古道上走过西域商队，风沙骤起，画工神笔张救起昏厥的波斯商人伊努斯，爱女却被强人窦虎掳去。1场：出落得美丽动人的英娘，沦为舞伎，在街头卖艺，伊努斯为救命恩人赎回女儿。2场：莫高窟中，画工神笔张描绘女儿的舞姿，其中“反弹琵琶”造型，独具魅力。市曹觊觎英娘的美貌，欲征入官府，据为己有。神笔张将爱女托付给伊努斯。3场：英娘远在他乡思念亲人。4场：神笔张思女梦游自己彩绘的天宫幻境。5场：伊努斯出任唐使携英娘归国，途中以市曹为代表的恶势力企图加害波斯商队，神笔张点燃烽火呼救却血染大漠。6场：敦煌多国交易会，英娘在伊努斯的帮助下借卖艺潜入会场，揭露市曹等的罪恶，大唐节度使怒斩恶人。尾声：丝绸之路上洋溢着友谊之歌。

　　这部舞剧主题积极――歌颂友谊，赞颂开放，鞭斥邪恶，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题材新颖――浓墨重彩，巨幅画卷式地展现了敦煌艺术的特殊魅力。

　　占有“地利”优势的《丝路花雨》剧组，在学者、专家的帮助下，经过深入研究，从累积了两千多身彩塑，4万多米壁画的莫高窟里保存着的历代舞姿图绘，选取、提炼出典型化的静态舞姿，探讨其动作流程态势――使其“复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这部舞剧自成体系的舞蹈语汇，由此而引发了“敦煌舞派”的兴起，丰富、拓展了中国古典舞的园地。

　　这部作品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创作、演出一等奖；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与《丝路花雨》遥相呼应的是首都舞台上相继上演的《文成公主》、《铜雀伎》等。首演于1981年的《文成公主》是以章民新（1935――）、孙天路（1934――）、曲荫生（1932――）为首的庞大创作群体的力作。作曲：石夫；首演者：中国歌剧舞剧院；女主角：陈爱莲饰文成公主；男主角：韩大明饰松赞干布；主要男配角：方伯年饰宰相葛尔东赞；刘德康饰唐太宗，季锦武饰土蕃大将赤登。

　　舞剧取材于公元17世纪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土蕃（今西藏）的史实。着力刻划了文成公主心系国家社稷，跋涉攀援万里行；藏王大智大勇，对公主一片深情，为民族大义力促中原与蕃邦的友谊；此外对宰相的忠于职守，赤登阴谋破坏汉藏团结等也都有描述。

　　该剧根据内容的需要，将唐代宫廷乐舞、佛教舞蹈和土番（藏族）民间舞与古典舞很好地相融，形成了这部作品独特而统一的风格。其中公主与藏王的两段双人舞刚柔相济，和谐悠雅；更有色彩斑烂的民族舞蹈相陪衬，使人感到美不胜收。

　　1985年首演的《铜雀伎》是舞史专家孙颖（1930――）的代表作，（作曲：张定和、张以达，首演者：中国歌剧舞剧院，女主角：夏丽蓉饰郑飞蓬；男主角：于健饰卫斯奴；主要男配角：潘景生饰曹丕。）

　　三国时代（公元200――265）的舞伎郑飞蓬与鼓手卫斯奴从小相爱，但光彩照人的飞蓬遭魏王曹操、曹丕父子两代的霸占并倍受将官的欺凌，飞蓬因反抗被处死，已被挖去双目的卫斯奴击鼓相送，最后，飞蓬剪下一束青丝，轻轻放在恋人的身旁，踏着悲愤的鼓声，一步步地走向刑场。

　　编导将这部古代歌舞伎人的爱情悲剧置于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现，使主题更具历史的典型性、深刻性。孙颖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从画石、壁画、拓片……上汇集了大量汉魏时期的舞蹈形象资料，参照了同一时期的音乐、雕塑、绘画、书法……等相邻艺术的遗存，不拘泥于形似的摹拟，努力阐释自己对汉魏风骨的理解，使这部舞剧的语汇独具风采，自成体系。它虽然不如“敦煌舞派”那样普及，但是对于丰富民族舞剧的语汇和推动中国古典舞的创新与改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上海的舞剧创作群体从70年代末，相继推出了《半屏山》、（1979）、《奔月》（1979）、《凤鸣歧山》（1981）、《木兰飘香》（1983）……每一部舞剧的题材、体裁、样式、风格均有所不同，表现出“海派”艺术家勇于探索的胆略，其中《奔月》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这部舞剧的主创者之一――舒巧，1983年应邀出任香港舞蹈团的艺术总监，在此期间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的舞剧。1985年，她与叶之纯（作曲）应萼定（编导）合作将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玉卿嫂》改编成同名舞剧，引起作家本人及海内外同行的瞩目。

　　1979年傣族舞剧《召树屯与楠木诺娜》与《丝路花雨》几乎同时在北京一炮打响，此后相继有的《卓瓦桑姆》（1980，藏族）；《珍珠湖》（1981，满族）；《灯花》（1983，苗族）；《森吉德玛》（1987，蒙古族）《春香传》（1990，朝鲜族）；《阿诗玛》（1992，彝族）……等陆续上演，组成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舞剧艺术画廊。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艺术积累和可贵的创新意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其中，《春香伟》（崔玉珠编导，获1992年文华大奖）和《阿诗玛》，在同类题材中更具突破性，尤其是《阿诗玛》编导：赵惠和（19　　――）、周培武（1936――）、陶春、苏天祥；作曲：万里、黄田；首演者：云南省歌舞团，女主角：郭丽娟（纳西族Ａ）、依苏拉罕（傣族Ｂ）饰阿诗玛；男主角：钱东凡（哈尼族）饰阿黑；陶春（布朗族）饰阿支；主要男配角：张来善饰毕摩。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性传说。聪明、善良、美丽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头人的儿子软硬兼施地阿支追求阿诗玛并将她关进牢笼逼婚，阿诗玛坚决不从。阿黑赶来相救，妒火燃烧的阿支，放出洪水吞噬了这对恋人。最后，阿诗玛回归大自然――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石像，永驻石林。

　　《阿诗玛》比较彻底的摆脱了“讲故事”的传统模式，采用了无场次――板块式结构，以黑、绿、红、灰、金、兰、白等不同色彩的舞段，围绕着阿诗玛、阿黑、阿支的爱情矛盾，着力揭示不同的人物性格。以细腻的笔触，精心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阿诗玛、阿黑、阿支组成了很精彩的双人、三人舞段。同时在不同色彩的板块式舞段中，从容、幅酣畅地展现着绚丽多彩的彝族各支系的民间舞。这部舞剧大胆地运用了交响编舞法和某些意识流手段，由于编导有深厚的生活与艺术积累，借鉴中较少斧凿之痕，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性。

　　《阿诗玛》获1994年文华大奖，并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

　　同年获文华大奖的一剧还有福建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丝海萧音》（编导杨伟豪等），这部表现近代中国航海人情怀的作品以其严谨的戏剧情结构和感人的情节，也获得较大成功。

　　这一时期，还上演过一些具有某种前卫意识的现代舞剧。如：根据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改编的舞剧《蘩漪》；以巴金的著名小说《家》、曹禺的著名剧作《日出》、《原野》为依据创作的《悲鸣三部曲》――“日之思”、“原野”、“鸣风之死”；此外还有《雪妹》、《红高粱》……等。这些作品倾向于抽象化、表现性手法，在舞蹈语言上不拘一格，突发奇想，各显其能，它们的出现有助于中国舞剧表现手法的拓展，也显示出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开放性。《悲鸣三部曲》中的“鸣风之死”作为独立作品参加了1985年在日本琦玉县举行的国际现代舞大赛，获金奖。

　　在诸多以文学名著改编的民族舞剧中，湖南省歌舞团于1994年创作演出的《边城》（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独占鳌头。原著作者曾明确诠释自己的作品是“通过湘西垌溪边发生的故事（相依为命的祖孙――翠翠和爷爷，以及同时爱上翠翠的天保、傩宋两兄弟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命运归宿）为人类‘爱’字做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舞剧向着深入开掘原著的文化内涵、乡土情调和艺术品格等方面，浓缩、铺张了小说中的“可舞性”基因，围绕着主要人物的心路历程，以富于风格性、性格化的舞蹈语言，将原著想要着意体现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予以充分展示。无论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独舞、双人舞和动人心魄的群舞，都很有光彩。

　　《边城》（编导：谢晓咏[1957――]、王端仪[1946――]、王小元[1955――]；作曲：杨天解；主要演员：王霞饰翠翠；柳岳波饰傩宋；陶孝发饰天保；何维饰爷爷）获第5届文华大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舞剧锐意创新的态势，随着世界性的交响芭蕾、现代芭蕾的兴起、新时期的中国舞剧在大胆的吸收、借鉴中，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