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幼稚教育改革的历史启示――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

         
历史与背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教育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教育新思潮风起云涌，“民主与科学”“教育救国”成为时代呼声。中国幼教界亦乘风逐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国化的改革运动。改革主要针对民国前期各种外国教育思潮倾门而人，中国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袭，从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三大顽症之现状；运动以若干教育实验为先驱，从教育目标、课程体系、师资培训三方面着手，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中国人自己的学前教育体系，继而带动了整个幼教界的本土化复归和进一步发展，使社会式学前教育――这个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开出本土之花。这场改革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张宗麟等。本文试对这些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实验进行再认识，以期获得可供解决今天中国幼教界存在的现实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构建
陶行知毕其一生对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教育，进行了不懈的实践和探索。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应改革当时幼稚园的三大弊病――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呼吁“用科学的方法去实验，去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还于192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从而初步构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标――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陈鹤琴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中坚。1927年陈鹤琴等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条主张，勾画了中国化幼稚园的雏形，主张第一条便是“幼稚园要适应国情”，并以适合国情为指导思想，构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细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标。
张雪门毕生从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他对幼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尤为深刻。1936年，华北危急、国难深重时，他提出幼稚教育应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拟订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项目标：“(一)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四)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国主义作奋斗之决心与实力。”张雪门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标是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幼稚教育目标的完满建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园课程的探索
陈鹤琴与他的学生张宗麟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的课程实验对幼稚教育中国化至关重要。该实验本着不强制儿童做机械的工作的原则，根据本土季节的变化来设计课程，选择教材；教学采用游戏式的方法，并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读法教学中的缀法牌、挂图，算术教学中的点数牌、滚珠盘、旋珠盘、初学加法片等。1928年他们在反复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幼稚园课程规划，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被正式定为中国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直至解放后全面学习苏联为止，我国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陈氏所创造的以本土季节变换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他所编的中国化的幼儿故事、幼儿园设备标准等更使后人受益无穷。
张雪门一生致力于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他就提出课程是适应儿童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而生长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应区别对待，因此课程的内容应来源于儿童的现实生活。1970年，他在台湾出版《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对他从北平到台湾的近40年的课程研究作了总结。书中把“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作为课程标准第一条。”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为课程”体系则生动再现了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无处不渗透着中国化的精神和理念。看陈鹤琴、张宗麟、张雪门的本土化课程观，不难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对儿童直接经验的重视，对中国现实生活的重视。这两点是他们的课程取得成功推广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进行课程改革可借鉴的重要经验。
三、适合国情的幼稚师范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认为旧的幼稚师范的最大缺憾是培养的学生理论脱离实际，连一所像样的幼稚园都办不起来，所以要改革训练教师的制度。新型的幼师，是招收中学生，以幼稚园为中心，学生既在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在幼稚园中学习如何办幼稚园。陶的办校思想对今天幼稚师资教育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无疑是一剂良方。
为真正实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张雪门认为幼稚师范教育的总目标是培养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养的新一代国民而献身的幼儿教育师资。他把这个总目标落实到师范生的各科学习和各种活动中，无论是孔德师范的“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还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乡村教育实验区，都使学生从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中国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为教育事业献身之光荣。
陈鹤琴建立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论的实践运用。强调教育与生活现实、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是活教育理论的特征。1940年，陈鹤琴创办江西省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活教育”实验，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以下对陈鹤琴的“活教育”幼稚师范教育体系的评价亦可作为对陶、张等人师范实践的代表性评价：它虽然实用主义教育色彩颇浓，但它“吸收欧美教育的长处而去其短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教育方法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国社会为其发展的基础；它是针对社会实情，适合大众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社会的道地产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深厚的影响”。
启示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幼教事业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同时，开始面向世界，积极引入各国教育思潮和教育经验。如蒙台梭利教学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过，但遭到失败，90年代重新推广，至今方兴未艾；正在推广中的瑞吉欧教学法也日益受到重视和接纳。通过这二十多年的学习，中国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味崇洋，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如盲目追风赶潮，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似乎没见过的都是好东西，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幼教界的发展将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于是，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向国外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已是非常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再认识，笔者获得一些启示。
一、新拿来主义――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综观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它是以向外引人为起点，不断调整适应国情、并不断向外学习的过程。其运行公式大致为：模仿性学习――适应性学习――自主发展性学习。在对外学习的问题上，陈鹤琴的观点是较为理性的：“这并不是说美国化的东西是不应当用的，而是因为两下国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应当完全模仿的，尽管在他们美国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国采用起来到底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要晓得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例我想，陈鹤琴的观点并不只是他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呼声的缩影与代表。这个时代已不是学前教育的起始时代(也就是模仿性学习阶段)，而是经历了模仿和抄袭之后的适应性学习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已看到了抄袭的弊端，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不再是全盘端来，而是“拿来”，选取自己有用的，经过改装，为己所用。这个改装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科学化为保证的，离开了科学化的中国化，结果很有可能导致封建主义的抬头。因此，陈鹤琴在构建中国化的幼儿教育体系中，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为切入点的，而不再以模仿为基本手段。由此可见，实验是理性地引入西方先进经验的必经之路，是东西方教育经验交流的桥梁，实验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当然，这种实验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验，而不是“一实验就成功，一推行就不通”的人为的模仿性实验。实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和探索的过程，是一个改装和再造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看西方教育经验是否能顺利通过实验桥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适合国情则是它的通行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大量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经历了20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学前教育界应该已经超越了“陈鹤琴时代”，进入到自主发展性学习阶段。在这个阶段，吸取借鉴各国先进经验，自主发展中国式的幼儿教育的新拿来主义应成为学习特征。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应吸取历史成功的经验，在新拿来主义的实施中，坚持“实验是桥梁，适合国情是通行证”。
二、国情+发展+公益――中国幼教改革之思路
中国幼教界一直以改革作为其寻求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改革开放20年来，在经历了频繁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后，我们是否应寻找一下改革的根源所在，即反思一下：我们为了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想改革肯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不是为了变学习苏联为学习美国，而是为强国富民，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像陶行知、陈鹤琴当年所倡导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其形式虽各有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强种强国，改变落后中国之面貌。直至今天，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后，依然不能忘记这个目的。
我们要贯彻这个目的，正视国情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对国情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考虑是一切改革的前提条件。其次，当发展日益全球化时，我们应求得自身的稳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教育可以改造民族劣根性，张雪门以及那个年代的许多教育救国论者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改革信条。时至今日，我们须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找寻一条后来居上的自强发展之路，这个发展是超越性的发展，而非跟随性的发展，须是建立在发扬民族优胜性，改造民族劣根性的基础上的理性和自信的选择。最新的东西未必是最适合我们的东西，我们大可不必打着全球化的牌子，盲目追风赶潮，忘却了教育改革之根本目的――强种强国。第三，教育的公益性应是改革追求的目标。等级教育维系了封建等级社会，现代民主化的教育致力于建立民主社会。综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幼稚教育改革运动，从陶行知的乡村幼稚教育，到陈鹤琴的活教育，无一不是为了挣脱封建等级教育的枷锁，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改革的成败也最终落实到是否有更多的孩子得益于现代教育。陶行知在燕子矶幼稚园的活动室挂了一副对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很好地体现了幼稚教育公益性思想。当人的物质生产愈发达，精神生产也愈普及，人的受教育权利愈受到尊重，教育的公益性就愈将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因此，我们的改革应以公益性为准绳和终极目标。
三、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历史使命与责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是中国教育家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教育家们无一不是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凭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献身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民族、拯救国家的热潮中的。“逝者如斯夫”，但他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一体的责任心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却令后来者可歌可泣。幼教界亦不例外。陶行知拿出“与牛大哥睡觉”的精神，亲自创办乡村幼稚园；陈鹤琴带领二百多位师生辗转流离、辟山开荒，饯行“活教育”；张雪门飘零半生，“痴心”不改；张宗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当第―位男教师。倘若他们不具备屈原投江式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决然做不出这些壮举。
时至今日，“科教兴国”已成为时代呼声，时代赋予新一代幼教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陈鹤琴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当前的时代更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只有具备了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人，才会进发出巨大的热忱去牺牲、去奉献、去做创造历史的有名的或无名的英雄。假如高校科研人员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追求新的科研成果，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假如幼儿园园长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责任心，只会迎合家长心理，追求更多的经济效益，那么，在幼教界“科教兴国”将是一句空话。中国幼教界的当务之急是在引入外国经验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可继承的精神遗产，增强教师的自信心、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四、反思与构建――态度和方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中国化运动，实际上是对前阶段引入的西式学前教育的反思和建构，是对西式文明之果的咀嚼和内化的过程。陈鹤琴、张宗麟等以反思与建构作为基本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在反对复古和崇洋媚外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行了艰苦的实验探索，努力建构一条中国幼教健康发展的道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90年代中期，普通教育学界开始把反思与建构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方法和态度。
学前教育界的一些教科研工作者也相继把反思与建构运用于教科研，使反思与建构成为学前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态度和方法。
马克思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对人员队伍的反思应是反思中最为关键的。目前，在中国，直接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员队伍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1．高校教师。2．幼师教师。3．幼儿园教师。在这个构成中，幼师教师理论上显得十分重要，它承上启下，连接高校和幼儿园，把高校的科研信息和科研精神输送给幼儿教师，又可把幼儿园的新需求、新动向反馈给高校。但实际是由三级师范系统中中等师范学校的设置规格和要求基本等同于中学，客观上限制了幼师教师在科研上的主动作为，使绝大多数幼师教师成为“教书匠”，既不了解高校科研动向，也不清楚幼儿园的实际需求，教学内容日益陈旧，难以完成理论上的连接作用。而且，教书匠式的教师和小步子、低容量的课程模式，使得幼师培养出来的幼儿园教师整体上缺乏基本的科研素质和分辨能力，容易盲从或守成。这样一来，便在人员和体制上割裂了理论体系建构更新与实践经验积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大概也是当代难以出现陈鹤琴式的集理论与亲身实践于一身的教育家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幼师升格、变三级师范为二级师范已是幼儿师范教育改革的一大任务和趋势，上海、浙江等地已付诸实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对中国幼教界的反思与建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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