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杜威“儿童中心论”辩护

         
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说到“儿童中心主义”(又称为“儿童中心论”)，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是片面的、错误的。如果说谁持“儿童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观念，这便等于是“贬”谁。我以为这是研究、传播和树立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最大障碍之一。于是，尽管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觉得依然有必要为“儿童中心主义”说几句话。
一、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是什么?
1．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是在“破旧”中“立新”的。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教科书“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而“教师是使学生和教材有效地联系起来的机体，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因而，传统教育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教学的计划实质上是来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输。它把成人的标准、教材和方法强加给只是正在逐渐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儿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规定的教材、学习和行动的方法，对于儿童的现有能力来说，都是没有关联的。……尽管优秀的教师想运用艺术的技巧来掩饰这种强制性，以减轻那种显然粗暴的性质，它们还是必须灌输给儿童的。”
由于传统教育把教育的“重心”放在教师和教科书上面，而不是放在儿童的本能和活动中，于是，儿童只能受到“训练”、“指导和控制”以及“残暴的专制压制”。去除这种弊病的出路是使教育实现重心的转移。“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教育的重心从教师、教材那里转移到儿童身上，这就是杜威倡导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也就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杜威认为，不以儿童的生活为出发点，教育便会造成浪费。“我为什么再三申明天然本能的重要?因为有许多教育学者把这个不学而知的本能看得太轻了，……他们总想把儿童期缩短，将成人的知识经验硬装进去。他们以为儿童期是完全白费了的，哪里知道这是真正的教育基础!”杜威批评的这种看似充分重视儿童期教育的观念与做法实际上是破坏和浪费，所以他说：“儿童被置身于被动的、接受的或吸收的状态中”，“不允许儿童遵循自己本性的法则，结果造成阻力和浪费”；没有以儿童为中心，这是“学校工作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浪费的原因”。这便是杜威的“儿童中心”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被称为“儿童中心论”或“儿童中心主义”。
2．事实上，儿童中心论的思想并非杜威首倡，杜威形成其教育思想时，儿童中心论的思潮正在欧美趋于高潮，而杜威的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这一思潮达到了巅峰。
儿童中心主义发生发展的线索大致是这样的：古代由于把儿童看作小大人，所以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是由成人盲目地对待的，主要的教育方式便是将成人世界的内容灌输给儿童，因而这种教育是以成人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的。这也是杜威所批评的传统教育。夸美纽斯把儿童的成长比作种子的发育，从而开创了尊重儿童内在发展的观念，此后的历史特别是在教育史上，把儿童比作种子、把教师喻为园丁的教育家出现了许多。应当说，“种子说”、“园丁说”里已经包含了儿童中心论的萌芽。在夸美纽斯以后，卢梭第一个真正“发现了儿童”，从而相应地提出“否定教育”(或“消极教育”)的思想。卢梭没有直接说过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的话，但其否定教育论已是地地道道的儿童中心主义。
卢梭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开启了现代教育观念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极大。杜威在(与其女儿伊弗琳合著的)《明日之学校》中，将卢梭的教育思想概括为“教育即自然发展”，并以此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在这一章中，杜威还不惜笔墨，大量摘引了卢梭的著作《爱弥儿》中的言论。他这样评价卢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他的意思是，教育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儿童和年轻人某些东西，而是人类天赋能力的生长。从卢梭那时以来教育改革家们所最强调的种种主张，都源于这个概念。”杜威自己的儿童中心论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杜威承认自己所提倡的“儿童中心”思想是渊源于卢梭的。
二、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不是什么?
1．杜威的“儿童中心”思想并不漠视教育的社会层面。在这一问题上，许多人是误解他的。他说：“我认为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儿童的社会生活是其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他还说：“社会是教育的目的，是远的方面；儿童就是教育的本身，是近的方面，都是应该知道的、注重的。”可见杜威考虑教育问题时并没有忘记社会的需要，也没有忽视教育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目标的追求。
事实上杜威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社会本位的，他甚至也是一个社会中心论者。在杜威那里，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真正实现了协调。“我认为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杜威认为，“在理想的学校里，我们得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组织的理想之间的调和。”“它恰恰是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承认某种品格的形成是合理生活的唯一真正基础。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承认这种好品格不是由于单纯的个人告诫、榜样或说服所形成的，而是出于某种形式组织的或社会的生活施加于个人的影响……”儿童中心论绝对不是不要社会或集体的位置。我们似乎可以说，儿童中心论是一种个人本位论，但是一种与社会本位论相互协调丁的个人本位论；同时，儿童中心论是一种社会本位论，但是一种与个人本位论相互协调了的社会本位论。所以，它既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本位论，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本位论。其实杜威比所谓“社会本位论”者更懂得教育过程中社会因素的重要价值。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我们将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深切的而最好的保证。”也就是说，教育离不开社会生活，教育本身便是社会生活，教育最终是为了社会生活。
2．杜威认为，儿童教育的过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它们是平列并重的，哪一个也不能偏废；否则，不良的后果将随之而至。”无论何种教育能力，假使受教的没有天然的本能，那么就要教也无从教起，然无论他有多大的天然的本能，假使没有社会的需要，那么就要学也无从学起。”“可见，杜威非常注重教育过程的社会学方面。在有些人看来，既然儿童教育过程是由这两个方面构成的，那么，这两个方面就应当相互折衷，否则其中一方所占的比重便会超过另一方。于是，他们往往选择折衷的方法。这在批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教育学文献中可谓司空见惯。然而，折衷+和稀泥的办法看似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尊重教育运动的内部机制。在杜威看来，儿童教育过程中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是有机联系着的，“不能把教育看作二者之间的折衷或其中之一凌驾于另一个之上而成。”杜威指出：“这两者，心理学方面是基础的。儿童自己的本能和能力为一切教育提供了素材，并指出了起点。”也就是说，即便是为了实现教育的种种社会目的，依然要以儿童为起点、为中心，否则社会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结果只能是对社会造成浪费和危害。
3．我们知道，革命是靠暴力来改造社会，然而，如果没有新文化的支撑，那么革命便只可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城头变换大王旗”。在杜威看来，改革也只是从制定法规等等外部措施来改造社会，“都是暂时的、无效的”。所以，建设新文化非常重要。要建立新文化，最根本的办法是教育；“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而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方法”。读到这里，对于目前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的正确国策应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坚定的支持。科学与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建立新文化这一根本问题，这是革命或改革真正能够成功的文化的心理的基础。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不只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发展，而且也是为民主社会打好坚实的基础。但旧教育由于是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那么儿童“必然是温良的、顺受的和服从的”，也就是说，旧教育是与民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为了建设民主社会，必须“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面的灌输”等等，这恰恰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育所主张的。
4．杜威提出儿童中心论并不是以儿童概念消蚀成人概念，以儿童的世界消解和替代成人的世界，而是对成人中心论的一次致命的剿灭。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是提醒成人尊重儿童的发展规律，尊重儿童的存在，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成人和儿童保持其各自特点的平等关系。杜威的儿童中心论是一种教育行动中心的转移，可以更好地实现教育的使命，而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儿童中心”那样是极端个人中心，从而教师对儿童听之任之，从而教育变成了“放羊”。杜威并不同意对儿童“过于热情的理想化”和“教育失控”。杜威的儿童中心论不是不要教师，相反，它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只有充分地认识儿童的世界和儿童的生活，充分地了解社会的需要和目的，充分地认识人类的文化财富，尤其是充分地认识这几种因素在教育过程中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才真正有可能实施新教育。杜威不仅不是不要教师，他甚至对教师职业进行了热情讴歌。他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指出：“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教师应当“从事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他甚至说：“我认为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在他看来，教师似乎比总统更为重要。
5．杜威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社会生活，“社会”这一概念以致成了他的理论体系中的关键词，其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我真怀疑是否有此必要。然而就我所知，人们恰恰把儿童中心论、把杜威的教育学说看作极端的个人本位论。这真是天大的误读。大多数批评杜威的人往往没有严肃地研读过杜威的著作，因而不可能了解杜威的真思想真观念，然而竟然以批评家的身份对其指手划脚，真可谓荒谬至极。教育是以社会意识为基础的，教育本身便是一种社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教师的职业为改造社会，杜威就是如此强调教育过程的社会学层面的。
6．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方面，但反对把社会的目的凌驾于儿童的生活之上。“学校最大的坏处，就是先为儿童悬一个很远的目的，以为现在所学都为预备将来人社会之用，现在虽与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得用的。”儿童对于现在的生活兴趣正浓正厚，而教育者偏要用这种预悬将来目的的教育方法，实在是一件最不合自然、最反乎常理的事。”他认为这样往往造成对儿童的伤害以及教育上的浪费。但他并不反对教育为未来做准备。“并不是说教育不应该预备将来”，然而“预备将来应该是教育的结果，不是教育的目的。倘能把现在的生活看作重要，使儿童养成种种兴趣，后来一步一步地过去，自然就是预备将来。倘先悬一个很远的目的，与现在的生活截然没有关系，这种预备将来，结果一定反而不能预备将来”。可以看出，杜威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儿童发展和社会利益三者间的复杂关系。针对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他高瞻远瞩地指出：“由于民主和现代工业的出现，我们不可能明确地预言二十年后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因此也不能准备儿童去适合某种定型的状况。”这句话是杜威1897年说的，距今已一百多年，但对于中国似乎很有现实意义。如果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我们不能理解这句话，那么在发展更为迅猛的网络时代，我们或许已不难理解。在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里，只有充分尊重儿童当下的符合其天性的生活，让儿童整体地成长、全面地发展，他们才有可能从容面对未来的挑战。
7．从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到杜威，从杜威、蒙台梭利到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观念现代化的路线是由尊重儿童天性、以儿童为教育的中心这一观念来贯穿的。而我们到现在还对这一观念指手划脚，好像我们比这些杜威们要辩证、客观、不偏不倚。有人批评儿童中心论是“外烁论”，是完全否定“内化论”，是脱离社会和文化。在他们看来，“外烁论”+“内化论”：不偏不倚的四平八稳的教育真理。错了!即使是明确提出儿童中心论的杜威，也不认为教育只是“外烁”。杜威提出的“教育是生活”、“教育是生长”便是证据。生长本身便是建构，是与外部环境的内化分不开的。生活更离不开现实条件。儿童的游戏、梦想、见闻和活动必然地是以现实社会和现实文化为背景的，况且，对外部世界(包括对社会、文化)的好奇和探究本身便是儿童的天性。怎么能望文生义地将儿童中心论理解为简单的“外烁论”呢?
三、杜威“儿童中心论”在20世纪中国的际遇
1．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二年二个多月的讲学和教育调查活动。他到过并作过演讲的有11个省，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杜威离华之际，胡适曾在当日的《晨报》上发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以示送别。这篇文章对杜威来华宣传其哲学思想作了这样的评述：“他在北京的五种长期讲演录已经过十版了，其余各种小讲演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胡适还说：“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可见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多么巨大。
杜威在中国曾红极一时。为什么呢?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杜威来华时正逢五四运动的前夕，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全国上下，大家都忙于除旧，但是新的工作却很难做。这时杜威来华，他的进步主义的学说在满脑子旧思想但又觉醒了的那些中国人那里，无疑极富感召力。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什么会产生深刻影响?这是教育与文化的特殊关系决定的。应当说，教育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教育是文化的下位概念。然而，作为文化下位概念的教育其本身又要面向全部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递给年轻一代，从而使文化获得新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又处于教育的视野与范畴之内。由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教育的变革在新文化运动中便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许多进步人士对旧文化旧观念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这种抨击中自然会涉及到旧儿童观和旧教育观。鲁迅也是当时受杜威思想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收存了大量杜威在华的讲演材料。他在杜威来华五个月后所作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而在中国，“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鲁迅指出，为了人类“去上那发展的长途”，则必须尊崇“后起的生命”，挚爱年幼的一代，以幼者为本位，甚至“前者的生命，应当牺牲于他”。鲁迅认为：“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很明显，鲁迅已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中传统的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是“逆天行事”的，认识到了儿童在这种违反天道的关系中的命运，认识到了儿童的受害最终是产生出病态的成人和病态的社会，所以在先于此文发表的《狂人日记》中，他便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鲁迅倡导的变“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思想，是“救救孩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但也应当看到，鲁迅的变“长者本位”为“幼者本位”的思想，类似于杜威的变“教师中心”为“儿童中心”的思想，因而很可能是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在杜威思想影响下的理论升华。除鲁迅外，思想界一大批人士也对旧儿童观和旧教育观进行了批判，有的人士还为儿童创办刊物，译介童话，为儿童提供适宜的精神食粮。他们有破亦有立，但主要的贡献还在于“破”，即破除旧儿童观和旧教育观。在“立”的方面，一些学者在这一时期把西方的一些教育理论、教育学说分别译介过来，试图以此为理论基础建设新教育。当时流行于世界的主要教育学说几乎都被译介过来，但在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的当属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当时学坛最为热闹的当推文学界。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作家都曾对儿童文学产生兴趣，积极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或译介，周作人、胡适、郭沫若、严既澄等在杜威来华以后便试图建立“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他们认为儿童文学便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无疑，这与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可见杜威儿童中心论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之深。杜威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更是深刻。杜威把教育与民主社会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提倡教育应当以儿童为中心，反对传统教育以教师、书本和课堂为中心，主张从儿童的本能、兴趣和需要出发，以儿童自身的活动作为教育过程的中心。杜威所反对的与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大致相同，杜威所提倡的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又是一致的，于是杜威的学说在中国倍受青睐。在破坏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过程中，当时的许多学者选择了杜威学说。当时名噪一时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教育学说，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以及张雪门的行为课程等，都深受杜威教育学说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都渊源于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来华以前，中国的儿童教育主要是师法日本。杜威来华以后，中国的儿童教育从主要师法日本变为主要师法欧美。
2．但从50年代起，杜威在中国遭到批判。1955年5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认为“实用主义教育是当前我们建设人民教育事业最大的障碍”。政治的调子下定后，于是全国掀起了批判杜威教育学说的浪潮，许多学者先后参加了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对某一学说的批判如果事先定了调子，那么不论批判是如何热闹，充其量也只是“政治”的批判，很难得出公允的结论。这种批判如此的深刻，以致于此后提到杜威学说，人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头，特别是对于他的“儿童中心主义”更是如此。杜威在中国可谓已被批倒批臭。
改革开放后，先后已有一些人出来为杜威讲几句公道话，但又总是貌似公允地“一分为二”，似乎对于杜威的评价要毁誉参半才算科学。所以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依然“罪责难逃”，依然蒙羞受辱。然而在我看来，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恰恰是杜威教育学说的精华，是现代教育思想演进的里程碑，是引导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的旗帜。要实现儿童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我们必须以杜威为师。
四、“以儿童为中心”是儿童教育学里的一个“公理”
1．过去我们对杜威及其学说对中国的影响多作负面评价，这是相当片面的。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势力依然十分强大的国家，杜威对其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宣传，无疑给中国教育界带来了一种清新之风，同时也对封建传统教育进行了一次大扫荡，这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是有极大推动作用的。
2．儿童中心论是教师与学生关系、成人与儿童关系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开启了人类自身解放的一个新纪元，开启了现代儿童教育的新纪元。我以为，从夸美纽斯、卢梭开始，到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直至杜威以前为止，属于教育思想史的近代形态，到了杜威，教育思想史的现代形态便出现了，出现的标志便是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在一篇论文中，我曾经认为，从杜威到维果茨基、蒙台梭利、皮亚杰，直至最近闻名世界的意大利瑞吉欧教育思想，无一例外是儿童中心主义的。当时我未考虑到享誉世界的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是儿童中心论中的一员。有人间苏霍姆林斯基的夫人(也是他的同事)，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苏霍姆林斯基的夫人说：“我与丈夫数十年一起生活和共同工作，我这么体会：他思想的精髓是把学生当作人……他认为：教育活动是围绕着儿童开展的，人是其中心。应当人道地对待他的情感世界，人道地对待他的周围环境。教育和教学过程是自始至终充满真情实感的过程。教师应当主动接近孩子，而不是让孩子接近老师。走进每个孩子的心灵，这太重要了!没有这一点，这与面对机器工作有什么两…”可见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也是儿童中心主义的。以儿童为中心，或者说儿童中心主义，它是儿童教育学里的一个最基本的“公理”。
3．如果想要实现儿童教育的现代化，我们就必须从两个半世纪以前的卢梭以及20世纪上半 叶的杜威等人那里寻找理论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到，儿童教育应当尊重儿童的发展；我们应当认识到，儿童教育应当以儿童的发展作为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指责儿童中心论的人认为儿童中心论与社会对儿童发展的需要是矛盾的、对立的。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事实并非如此。被看作“儿童中心论”代表人物的杜威一直试图调解个体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之间的对立。儿童总要成为成人，成为社会的一员，成为文化的继承者和建设者，因而，儿童教育是不可能回避社会对儿童的种种要求的。而儿童中心论者则认为这种社会需要无可厚非，但欲实现这一需要，仍然要考虑到儿童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只有按照儿童的本性实施相应的体现社会需要的教育，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对儿童发展的要求，也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儿童中心论者的这一认识并没有错。如果一个社会其需要脱离了儿童的需要和人性尺度，那么这一社会便是使人异化的反人性的社会，用鲁迅的语汇来讲，便是一个“逆天行事”的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于是，这种社会理应彻底摒弃。或者反过来说，好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关怀的以人性为尺度的社会，人性的需要、儿童的需要与这个社会的需要和取向是辩证地一致的。所以强调教育应当以儿童为中心并不意味着不要社会的需要，恰恰相反，它正体现了一个美好社会的人道追求。我们目前在中国呼吁教育应当以儿童为中心，这是为了去除教育的弊病，是为了使全社会认识到社会改造的目标应当与个人的本能、需要和福祉相互协调。所以，我们呼吁以儿童为中心，一方面是为了儿童的发展和幸福，另―方面也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根本利益。甚至前一个方面本身也是属于社会层面的，前一方面的进步也是社会本身的进步。所以，提倡教育以儿童为中心，这不是鼓吹个人主义，而是说社会应当尊重个人，关怀个人。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人人关怀他人，人人被人关怀的社会。
4．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批评儿童中心论的种种观点，不是误解了它的靶子，便是自己立论的基础是错误的。而瑞吉欧用活生生的成功的教育实践，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真理性。马拉古奇说，“我们为幼儿所做、所想的一切只能从幼儿身上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以此作为我们的信念与指导方针”。可见，瑞吉欧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当然，马拉古奇也认为，不能以儿童中心为满足。“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中，最基本的就是以幼儿为中心，但除此以外，我们仍觉得不够，我们也认为教师与家庭在幼儿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选择我们兴趣的中心放在这三个主角上。”尽管他认为教育实践中存在多个用力的中心，存在多个着力点，但是，他还是承认，儿童是“最基本”的中心，是中心中的中心。马拉古奇之所以把教师和家庭也看作用力的中心，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教师与家庭在幼儿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之所以重视教师和家庭更进一步地说明，他是以儿童为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的。
5．儿童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这一观念是近现代教育观念演进的结果，是苏霍姆林斯基、马拉古奇等一批伟大教育家教育实践的结晶。它应当被视为不证自明的教育学公理。当然，它自身是可以被阐释的。也许真的有一天，我们已不再对它心存疑虑，而是将其作为心中不证自明的公理，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儿童教育便真正能告别旧式教育，“儿童的世纪”便真正在中国开始了纪元，中国儿童的幸福时代便真正来临。


          关键词：儿童中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