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教百年沉思录（一）

         我国幼教机构已走过100年历程，它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而构成一幅色彩各异、浓淡不一的画卷。诠释这幅画卷应该是我们纪念幼教百年要做的重要工作。我愿就此简单谈谈主观感想。
百年幼教历史使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是：大众性、民族性、科学性、先进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几项原则，是维系我们幼教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假如在某个时期，我们对这几项原则结合得好，执行得好，那么这个时期的幼教事业就兴旺发达，这个时期的幼教历史画卷就绚丽多彩、美丽动人；否则，这个时期的幼教事业就落后混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遭受这样那样的损失，这个时期的幼教历史画卷就灰暗丑陋。真正为幼教事业做出贡献的教育家之所以业绩辉煌、教育思想光芒永存，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教育行为蕴涵着深厚的上述原则精神。我认为，这些原则紧密结合，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于当前，于今后，我们也是不能背弃的。
下面我用零星的事例来说明上述感想的来由：
譬如，各个历史时期的幼教机构都是为该时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也都是为达到政治目标而服务于当时的儿童的，这二者紧密联系、无法偏废。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抑或在以经济建设为主的现时代，均是如此。可以概括地说，幼教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参加战争、参加祖国建设的家长们能安心工作，也是为了孩子们能安全健康地成长。这种服务性应该指向于与之相关的所有对象，并且尽可能地挖掘资源，科学地服务，全身心地服务，不计回报地服务。许多令人感动的生动画面之所以永远地载入史册也正由于此。例如，六一幼儿园史料展览馆至今保存的行军途中保教人员创作的教材，多么切合孩子年龄，多么真实地反映孩子当时的生活，多么能鼓舞孩子对自己严格要求，多么能振奋孩子对敌人的仇恨和对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心；例如，1935年陈鹤琴先生明确提出自己的服务对象“不论贫富，不论智愚”，包括“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并提倡正常幼儿与弱智幼儿机构教育一体化。
譬如，每位大教育家，不但研究幼儿园的教育，而且对与形成科学教育观有关的一切方面都予以研究、予以重视、予以实施，构成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幼儿发展。例如陈鹤琴先生既研究儿童心理学，又研究机构教育，既研究幼儿园教育和幼儿的家庭教育，还研究与幼儿园教育有关的师范教育和小学教育，既研究幼儿园课程，又研究玩具……张宗麟先生是研究幼儿教育的，但在建国之初，他在中央教育部担任了工农业余教育司和师范司的司长职务。
除了将全体儿童作为服务的对象，除了用系统论对待幼儿教育这门科学，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幼儿教育事业，我国幼教历史留给我们后人的又一宝贵财富便是真正使理论切合我国的实际，使先进理论得以在全国实施。这当然又是与服务全国、全身心地服务、科学地服务分不开的服务观。于此，有两件事情使我感触很深――
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理论是我们学习的重点，中央教育部的苏联专家一星期两次来幼教处顾问全国幼教工作。戈林娜来到中国后，张逸国处长陪她参观了北京的六一幼儿院、军委保育院等，戈林娜说：“我们苏联是没有寄宿幼儿园的。”要我们取消。张处长和处里同志研究，认为我们正值建国之初，需要革命力量，寄宿幼儿园的孩子不少是从老区来的干部子女，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晚上还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无暇照管孩子。因此提交部领导研究，最后决定，照顾国情，允许寄宿幼儿园存在。在当时与苏联专家一起确定的中央教育部实验幼儿园中，除了北京分司厅幼儿园、实验二附小幼儿园两所是整日制幼儿园以外，其余如六一幼儿院、军委保育院、北海幼儿园等都是寄宿幼儿园。它们在教育实践中将苏联经验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国各类幼儿园学习的榜样。
另一件事：1934年，陈鹤琴先生写过《为新编儿童国语教科书出版给采用号的一封信》。据信中描述，当时新编的国语教科书，根据我国领域辽阔的特点，以长江、闽江、黄河流域为片，按照教育部新课程标准，编成中部、南部、北部各八册，“以求儿童经验的适应和学习心理的适合……以求儿童智力的扩大，并增进儿童学习的兴趣。”“这是本教科书编制的目的，也是本教科书产生的真意义。”而且，这是“在各流域经过多次实验”的产物。如此壮举，正体现了适合我国国情、使理论在全国各地得以实施的指导思想。
大众性、民族性、科学性、先进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几项原则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里互作用的。能使这几项原则密切融合的，在根本上只能是为民、为下一代、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是为民、为下一代、为社会进步服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然产生科学的、有效促进幼教事业发展的作用。9潘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事业发展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申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我1983年前主要搞心理学，1983年开始搞教育学学前教育专业，随即加入了幼儿教育研究会，这些年，任了全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三届副理事长。在全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这个圈子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大家对孩子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令我感动。
我算是在学前教育研究领域滚了大半辈子的人，回过头去看看新中国幼儿教育和我们的学前教育研究会走过的这几十年的路，看看我们当前事业发展的局面，的确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反思。
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养成全面地看待问题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作风和精神，我们不能学一点又丢一点，要辩证地分析对与错，对别人的理论，既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
1983年开始我们的幼儿教育改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几十年来，思想上有了巨大进步。可以说，引进西方的幼儿教育思想、批判苏联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我们这几十年幼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这过程当中，体现出了我许多的不科学的态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学习苏联，因为当时苏联的东西是先进的。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批判人家，可以，但我觉得，我们要批判人家，首先得全面了解人家的东西，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强加罪名。苏联的幼儿教育思想有许多在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先进的。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理论；苏联的幼儿教育是非常重视生活活动和游戏的，而并非如我们所说的是完全的学科教育，我国的幼儿教育长期体现学科教育的倾向，并不是由于学习苏联的影响，而可能更多地是受我国小学教育的影响。苏联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有问题，我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过于强调“以社会为中心”。
近些年，西方幼儿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开放教育”等有意义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较大，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在“关注儿童”的道路上前进，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不小成效。然而，我们终归要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苏联过于强调“以社会为中心”是不对的，西方过于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也不对。杜威是一个典型的儿童中心主义者，但他的教育是失败的。杜威的教育为什么失败？我希望有人来加以深入研究。我认为，总体来说，教育要在儿童的发展特点、社会的要求、教育的环境等矛盾点之间寻求融合，要妥善处理这些矛盾点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人大肆提“以儿童为本”，我觉得提“以儿童发展为本”要妥贴一些。上述各方面的矛盾点的融合是指向于一个统一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儿童的发展，提“以儿童发展为本”也即蕴涵融合各种教育要素之间矛盾的主张。
拿“辩证地全面地看待问题”的主张考察现实中我们的一些说法和做法，会发现不少漏洞。比如，有人说“幼儿园教育就是环境的教育”，这话就有问题，假如幼儿园教育就是环境的教育，那么，还讲不讲社会的要求和教师的主导作用？我认为，环境是要由教师提供的，环境也有一个是否适宜的问题；比如，现在在课程中讲求发挥幼儿的自主性，提倡课程由幼儿生成，这是课程的进步，但有人据此反对课程由教师预成，好像课程“由幼儿生成”其本意就是与课程“由教师预成”相排斥的，我认为这是偏颇的想法，课程“由幼儿生成”应该讲求与课程“由教师预成”相结合。当前幼儿教育实践中比较混乱，究竟是那些理论问题阻碍了大家理清思路、理清头绪？对此，我们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近些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幼儿教育研究，但不少研究带有功利性，真正的深入研究做得少。比如，关于幼儿双语教育，对“幼儿获得双语的规律是什么？”我们缺乏研究，大家主要在幼儿双语教材和师资培训上转圈子。我认为幼儿获得双语的规律倒应是我们研究的根本问题。再比如，关于幼儿学习电脑，一说电脑对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幼儿园便一窝风地开设电脑课，也不问这种学习对幼儿来说是否必要、是否有利。记得国外有一项关于幼儿学电脑的研究，其结论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花两个小时就可抵得上幼儿在电脑学习上所花的三年的努力。我说这些，并不是反对幼儿学习电脑，而是想说，对于幼儿学习电脑，在把目标放在什么方面、究竟让他们学习什么、怎样引导他们学习等方面，我们要加强深入的研究。
关于幼儿教育研究，我还有两点感想。
一是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应该担负起幼儿教育研究的主要责任。我们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对于幼儿教育内部的规律我们要加强研究；对于幼儿教育外围的一些问题如依法治教的问题、幼教评估的问题等我们也要主动加强研究，争取政府的支持；对于与其他学科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要主动争取其他学科与我们一起合作研究。全国研究会要对整个幼儿教育研究有切实的规划。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会要走群众路线，调动广大幼教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和创造性。
二是研究工作要真正走进儿童。一切教育研究其目的都是探讨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儿童发展，必须走进儿童，走进儿童的生活，走进儿童的心理；幼儿教育主要是在幼儿的生活中进行的，幼儿教育更讲求幼儿自主、自然的发展，因而幼儿教育研究应该更加走进幼儿。



  
        关键词：幼教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