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在文艺复兴运动处于高潮的时期，在欧洲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这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自罗马时代以后，天主教教会一直作为封建制度的政治中心与精神支柱，对社会实行最严酷的压制与束缚，因而，一切反抗封建制的斗争，必然也表现为反抗教会的斗争。恩格斯指出，教会“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正是这种复杂的原因，在整个十六世纪，欧洲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反映了宗教领域中资产阶级势力反封建的激烈斗争。而各国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以及新建立起来的宗教派别都异常重视教育，这就形成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活动，它对资产阶级教育的发展也有不小的推进作用。
1、新教教派的教育实施
最先揭开这场宗教改革“战幕”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神甫(MartinLuther，1483―1546)所领导的斗争。他反映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揭发天主教教会的黑暗、腐朽并给以强烈的抨击，提出真正的宗教信仰只表现为个人直接虔信上帝，而无需天主教会的干预；他主张建立没有教阶制度和繁缛宗教仪式、适合中产阶级利益的“廉价教会”，向天主教旧教权威宣战。1517年，教皇出售“赎罪券”收敛民财，这一丑行导致广大教徒与教民的极大愤怒。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历数并斥责教会的无耻。1520年，路德当众烧毁教皇企图制裁他的宗教敕令。他被开除教籍后，通过撰写论文宣传宗教改革的观点，受到广大教徒的拥护。从此，天主教分为旧教与新教两派。新教虽然被视为“异端”，遭受排斥与打击，但因它反映新的时代与阶级的要求，势力越来越大。
德国宗教改革的深远影响，启示了农民反封建斗争的革命积极性，1524至1525年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德国农民战争，全德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参加了斗争。在斗争中产生了反映农民本身利益要求的领袖人物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unzer，约1490―1525)。闵采尔提出了“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德国农民战争终究失败了。路德在农民战争过程中发生了政治上的动摇，他站在德国贵族一边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勾当。但由他所创立的路德教派在新教派别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在欧洲，甚至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取得广泛的支持。
为了传播本教派的教义，扩大新教影响，争夺更多的信徒，路德极其重视教育，他尤其主张大力发展广大人民的初等教育。他向各国诸侯提出，开展学校教育不仅利于教会，也利于国家。因此他要求国家应强迫所有儿童不分男女与贫富都要入校学习，父母也要对自己的子女受教育负责，而教会更应积极地办好学校教育。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新教教会参与国家的国民教育事业和整个资本主义教育的发展是有深刻影响的。
路德提出，国民学校(即初等教育水平的学校)的教学内容最主要的应是读、写、算、宗教四个基本学科，此外也要注重体育、音乐的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儿童能更好地读“圣经”，学习教义问答，会唱圣歌。他尤其注重学校对语言学科及某些自然学科的设置。他在遭到通缉、隐居避难期间曾将“圣经”从希伯来文(旧约)和希腊文(新约)译成德文，这对德国语言的发展与普及起了重要作用，也大大方便了学校的教学。
路德也注重中等与高等教育，从中培养教会的神甫、国家官吏和学校教师。他要求对德国旧教教会所办的中学与大学进行改革，以适应中、高等教育的新需要。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德国中等教育的新发展有重要影响。
路德教派的著名教育家梅兰克吞(P．Melanchton，1497―1560)和斯图漠(J．Sturm，1507―1589)先后按照路德的主张新建与改组了一些新的中学与大学。例如，斯图谟把原有的拉丁中学改组为一种新型的古典文科中学(Gymnasium)，虽然仍以古典课程为主，但采取了分级教学制度，按固定课程与教科书教学，成为后来德国中学的原型。
恩格斯对德国新教在教育上的发展给以肯定，指出它破除了周教教育的形式与范型，并促进了欧洲知识的发展。
1518年，瑞士神甫茨温黎(Zwingli，1484―1532)在瑞士也开始领导宗教改革的斗争。他带头反抗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谴责雇佣兵制度，反对教士斋戒和独身的规定。茨温黎的改革使瑞士分裂为新教各州与旧教各州。他本人则在内战中死亡。法国神甫、人文主义学者加尔文(JeanGalvin，1509―1564)又继续宣传由路德、茨温黎所提出的新教原理。他于1534年为《圣经》的法译本写丁序言，1536年，又写了《基督教原理》一书，明确而系统地阐明他的新教立场与学说，对法国的宗教改革具有重要影响。以后法国的胡格诺教派(Huguenots)就是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的继续与发展。1541年，加尔文定居日内瓦，继茨温黎之后领导瑞士的宗教改革。他在日内瓦建立新教教会，并与日内瓦城市政权相结合，成立了政权与教会合一的“共和国”，从新教教士和城市公民中选出共和国的议会。这样就使教权与政权都摆脱了封建贵族与旧教僧侣势力的控制，而由新教教会与资产阶级所掌握。加尔文主张“共和国”是新教教会的工具，它为教会办教育，教育专业非常重要，它的本质是宗教化的，为宣扬对上帝的直接信仰服务。学校与教会、教师与牧师的职责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使者，帮助人们与邪恶进行斗争。加尔文新教教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国得以广泛传播。正如恩格斯所评述的：“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
加尔文在教育问题上，主张实施义务初等教育，也要求教授4R(读、写、算、宗教)学科，并强调用国语教学。在中等教育方面，他要求宗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结合，使科学知识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他创办的“专门学校”成为后来法国中等学校的雏形，对荷兰、英国、美国中等学校的发展也有影响。
英国的新教教徒，原来主要信奉加尔文教。由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1491―1547)于1532年开始与罗马教皇决裂，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次英国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以国王为教会首领的英国新教“圣公会”，也称国教会。但因英国国教在教义、教规上与天主教旧教相比变化不大，又引起国教会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分化为反映平民利益的清教教派与反映贵族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教派，两派斗争结果，确立了国教派的统治。英国国教并不像上述其它新教那样直接关心劳动群众的教育，这和英国政府不关心国民教育的旧传统有一致性。因此，英国在宗教改革前后，一般平民的教育主要由资产阶级慈善者个人或慈善团体捐款兴办，但教会在学校的信仰上却给以监督。由于英国国家和教会都不关心人民教育，结果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初等教育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而且其学校教育具有鲜明的双轨性。但国教会对英国的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却在组织上、物力上与思想上有广泛的支持与影响。
概括起来，可以看到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教育的实施与发展有很大影响。一般说各新教教派积极提倡把教育扩大到平民子弟，就这一点来说，比人文主义的世俗教育还要进步些。他们所开办的初等国民学校，成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始基。虽然新教教育的教育目的在于宣传新教教义，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劳动人民掌握知识。同时新教教派在激烈反抗旧教控制教育的斗争中，多方面吸收入文主义教育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突破旧教教育的狭窄范围，在教学方法上力图贯彻当时已出现的新的原则。例如注意儿童的自然发展与思考力的培养；注意直观教学原则的要求；对中、高等教育给以符合新
时代精神的改革，使之更为接近实际生活；加强科学知识的学习等等。所有这些做法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总的时代要求，不仅对促进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具有积极意义，在教育的发展史上也具有一般的社会意义。当然，新教教派的教育实施也必然带有它的严重缺点，如仍然保留宗教在教育、教学中的突出地位；仍把知识、道德与宗教虔信作为教育的共同目的；科学知识的地位在教育中依然低于古典知识；教学方法上仍存在形式主义；特别是学校教育的双轨制自宗教改革后更有明显的发展等等。
2．耶稣会派的教育措施
宗教改革既然是一场反抗旧教教会的革命斗争，就必然要招致旧教教会的抵制，因而出现了“反宗教改革”的斗争。这一斗争的最典型、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耶稣会派”(TheOrderofthe Jesuits)的成立。
西班牙军官、天主教的狂热信徒罗耀拉(Loyola，1491―1556)于1534年创立“耶稣会教团”，1540年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耶稣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种方式，抵制、破坏宗教改革在人的思想、精神方面的影响。它所使用的主要活动方式是：
传教：到世界各地去传播旧教教义来麻醉人民，一方面使各地人民从思想上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另一方面对新发展的国家进行经济上的掠夺与政治上的控制；
忏悔：利用对耶稣忏悔的宗教仪式，加强对被视为“异端”的人的思想监督与政治迫害；
教育：为了夺回因宗教改革而失去的教育独占权，不惜花费经济力量，到处开办耶稣会学校。这种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抵制宗教改革的新教宣传，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天主教教会的宗教控制。耶稣会不注重兴办初等学校，而把力量主要放在中、高等教育上。注重用教育紧紧控制青年的思想。因此，耶稣会所办的学院(College)无论在设备、内容、方法上，都力图精良，以与人文主义学校和新教所办的学校相抗争。
耶稣会学校组织严密，重视师资的高水平，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来取得上层社会的拥戴。学校教育的具体目的集中表现为培养学生对耶稣会教团的绝对与盲目的服从。教学内容除拉丁文与希腊文外，为适应时代的风尚，也为笼络青年入学，广设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等课程，而且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据说，法国数学家、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儿(Ren Descartes，1596―1650)的广博的数学知识，就是在耶稣会学校学到的。耶稣会学校在教学的制度与方法上，讲求严密有效，重视教学的计划性，严格规定教学日程和教学程序，并重视知识的检查与复习，要求学生学得扎实、巩固，注意用竞争精神来刺激学生学得灵活、生动，但却极力压制学生独立智慧的发展。也重视体育的实施。
学校实行寄宿制，在学校管理上尽量吸收人文主义学校的新措施，如：校舍优美，生活条件讲究，有充足的教学设备，学费低廉，规定较多的假日等。但却定有苛刻的纪律制定，一方面表面上用温和态度对待学生，一方面又暗中监视，鼓励学生互相告密，奖赏谄媚与屈从的作风，制定各种惩罚制度来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在耶稣会学校章程中，明文规定：学生应“像一具尸体或一根老人的手杖”一样服从。因此在日常的学校生活和对学生的要求中，把爱抚、欺骗、恐吓、迷信、伪善等行为作风交织在一起，极力将学生培养成教会的忠实驯顺的信徒。
后来，耶稣会迫于形势的发展，也开始注意小学的兴办，但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效果各方面都未能超过新教所办的小学。
耶稣会学校主要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盛行。十八世纪前的法国，中、高等教育大多由耶稣会所掌握。很多启蒙思想家，都毕业于这种学校。但这些伟大的学者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大多反戈一击，给天主教以致命的批判。耶稣会后来在亚洲各国广泛进行传教活动，开办学校，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的一种重要组织。
长达二、三百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发展史，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此种特点是这一历史时代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反映，是对封建社会经院主义教育的一次重要的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教育的开创阶段，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它充分相信教育在培养新人方面的巨大力量与作用，扩大了教育实践活动，更加深刻地探索与总结了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方法及组织形式的创造与安排方面，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唯物因素，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教育理论方面也含有许多合理的因素，鼓舞了人们对封建教育斗争的信心，提出了塑造新人的教育理想，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教育学科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历史地看待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积极性的同时，也要进一步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清它的阶级本质和历史局限。它终究只是资产阶级教育的发端，反对封建的腐朽教育固然是它的一个重要侧面，然而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侧面，这就是它在人性论的掩盖下，只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需要，至于对劳动人民来说，不仅不能受到应有的学校教育，反而又给他们戴上一副新的精神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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